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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大革命时期

2011-11-04 01:06:00 

第一编  党在大革命时期

 

19247--19277月)

 

 

 

 

 

 

 

 

 

 

 

 

 

 

 

 

 

 

第一章  广西农运对灌阳农民运动的影响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后灌阳的社会状况

   

一、近代灌阳人民的反抗斗争

灌阳县位于广西的东北部,东与湖南省的道县、江永县交界,南与恭城县相连,西与兴安、灵川两县毗邻,北与全州县接壤。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建县,称观阳县,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改称灌阳县;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由湖广(今湖南省)永州府划归广西,隶属广西布政使司桂林府。位于东部与湖南省交界的雷口关、永安关、高木关、清水关等成为重要的省际关口。

1912年(民国元年)建立中华民国,1913年废府设道,灌阳县隶属广西省桂林道(后改称漓江道),1926年,隶属广西省第八行政区。民国初年,全县置3区,设19堡。其中一区辖观音、江口、东秀、仁江4堡;二区辖狮子、龙山、月山、盐俊、崇顺、峰秀6堡;三区辖赤板、下坪、官平、大营、璃碧、昭达、望月、唐文、巨岩9堡。另有大源、沙罗源、上下崇顺里、大荆源、盐田源、东山、西山等15个瑶民聚居村落。全县总计17535户,总人口91908人。县内有汉、瑶、壮等多个民族聚居,以汉族最多,瑶族次之,还有其他壮、回等少数民族。

1840年(清道光19年)前,灌阳社会经济处于封闭的状态,属于典型的农耕经济。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屈辱地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国家日渐衰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西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点地区之一,西方殖民主义由沿海向内地发展,深处广西东北一隅的灌阳,也未能幸免于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鸦片大量的涌入境内,老百姓深受其害,加之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由于清朝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允许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劳工,汤明查在1864年(清同治三年)成为第一个被用“卖猪仔”的方式,由澳门口岸出国卖至古巴当劳工的灌阳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自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灌阳人民曾进行过长期的反封建统治的斗争。1853年(清咸丰二年)3月,太平天国起义军一部在何贱苟率领下,进攻灌阳县城,掀起了武装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继太平天国起义后,广西又爆发了天地会起义,号称“红巾军”。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率军攻克灌阳县城,并于1854109日在灌阳建立了号称“升平天国”的农民政权,奉“太平天德” 年号。在灌阳人民的支持下,他们以灌阳为中心,与清庭对抗,转战于湘桂的道县、江永、全县(今全州)、恭城、平乐、富川等县。在红巾军的影响下,灌阳大荆源(现黄关镇正江村一带)瑶民千余人揭杆起义,联合红巾军攻打清军,震撼了清朝地方政府和官吏及豪绅。红巾军与灌阳人民在长达8年的抗清斗争中,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地方封建统治,充分显示了灌阳人民勇于反抗的革命精神。

二、灌阳人民的苦难生活

191110月,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爆发了辛亥革命,广西的革命党人和各族人民纷纷响应,梧州、桂林、南宁等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宣告结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各民族人民的悲惨命运。灌阳人民仍然生活在贫穷、动荡的社会之中。

1919年到1925年,广西新旧军阀混战不休,政局混乱,加之匪患较多,人民不能安居乐业。1919年,广西省统领沈鸿英部北上投奔军阀吴佩孚,赣军李明杨部在灌阳进行截击,两军在官塘的关口上进行激战。1921年,灌阳的多股土匪肆虐乡里,攻打灌阳县城,赶走县知事王肇祁,盘踞县城数月,并强征赋税。是年冬天,从恭城县窜入的土匪赵白圭(赵老水)自称统领,带领所部在县城西部的土桥头与赣军激战3小时,赣军失利后退往全州,赵白圭占据灌阳。为了扩充势力,补充给养,赵白圭竟公然允许部下大掠3天,致使县城商户居民被洗劫一空,无一幸免,迫使县知事平宝善弃职而去。赵白圭霸占灌阳一年左右,大势征收钱粮,肆意杀人,采用剖腹的办法,处死抗命者,最多一天杀害13人,给灌阳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了滔天罪行。

1924年,孙中山出师北伐,从赣军调来一个纵队,将赵白圭驱赶出灌阳。后来,军阀陆荣廷派谭占荣与沈鸿英部又激战于灌阳。灌阳战事频发,商业遭到空前浩劫而日渐萧条,社会经济更加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艰难。

灌阳处地偏僻,陆路交通非常落后。因无公路,人员来往,走的是古道、山路,物质运输都得靠肩挑马驮。灌阳最大的河流灌江,流经全州,并入湘江,作为灌阳唯一可以运载大批量物资的通道,是灌阳的主要交通运输线。由于交通与信息相对闭塞,灌阳与外界接触不多。

灌阳除城镇有极小部分手工作坊外,工业、企业是一片空白。在农业经济中,灌阳绝大部分土地被极少部分地主占有。据19261927年期间灌阳农民运动最早兴起的团结乡蚌泥村(今灌阳镇仁义村唐家屯)调查统计,全村37户,耕地总面积442.4亩,其中水田面积205.4亩。在这些耕地中,两户地主占有水田115亩,占水田面积的55.97%;旱地123亩,占旱地面积的51.9%。贫农28户,共有水田8.2亩,仅占水田面积的3.99%,旱地23.3亩,占旱地面积的9.8%。雇农2户,仅有旱地1.8亩。中农4户,占有水田12.2亩,旱地15.9亩。富农1户,占水田70亩,旱地73亩。从各阶级占有土地情况看出,占农村户数13%的地主、富农,却拥有70%左右的土地。

农民除了受地租、高利贷的剥削以外,还要忍受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1927年,崇顺堡(今观音阁乡、洞井瑶族乡)鲁塘乡安良团抽捐:每头牛捐钱600文。猪捐分甲、乙、丙三等抽钱,甲等抽钱7200文,乙等抽钱3600文,丙等抽钱1200文。同时还要按户抽猪捐,每户抽钱400文。有办农务的,每户捐钱500文。种烟的,每户抽钱200文。由此可见,苛捐杂税之多,致使人民的负担极其沉重。

19261927年,灌阳连续发生严重的病虫灾害和旱灾,盐俊堡(今黄关镇一部分、西山瑶族乡)、狮子堡(今黄关镇中秀村一带)、龙山堡(今新街乡葛洞、龙炼、龙云一带)、江口堡(今新街乡江口、青箱、叶光等村)、观音堡、城厢(今灌阳镇仁江村一带、城关村)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兴秀、葛洞、胡家、莫家等村的多数农户颗粒无收,广大农民群众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

在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残酷剥削下,灌阳人民饱受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之苦和兵灾匪祸的残害,遭受自然灾害而又得不到救济,内心深处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反抗情绪。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灌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要土地、要生存、要斗争,逐渐成为灌阳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三、灌阳新式教育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灌阳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开始兴办县学,是广西兴办县学最早的县。隋唐以来,历朝都建有县学和私塾;明洪武八年(1375年)始建社学,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兴办义学,乾隆元年(1736年)创立龙川书院。义学和书院的兴办,对文化的传播和对人们教育,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清朝末期,清政府推行“新政”,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龙川书院改为县立两等小学堂,私塾改为初等小学堂。1909年(宣统元年),灌阳共有小学58所。

1921年(民国10年),灌阳创办了私立女子小学、县立女子完全小学、下乡区立高级小学、黄牛市区立高级小学、城厢区立高级小学及初级小学46所。县内中学创办较晚,1937年,灌阳才创办县立国民中学。因此,此前的灌阳高小毕业生,要想进一步升学深造,只能到桂林、全州等地去读中学。因行政区域上的关系,灌阳的莘莘学子们,大多数前往桂林读中学。在外地求学的灌阳学子,更多地接受到了新知识、新思想,有了寻找革命道路的理想。

1918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爱国主义运动很快波及到桂林各县。5月,一些在桂林读书的灌阳籍学生,参加了桂林学生爱国会组织的活动,回到县城发动各界群众声援北京。县内各界群众纷纷响应,加入到抵制日货的潮流中。

五四爱国运动,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曙光。1922年,孙中山先生率军北伐,以桂林为革命的大本营,加快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之后,广大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通过对辛亥革命的思考,积极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灌阳的一部分有志青年,开始接触到新的思潮和观念,特别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思想觉悟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教育。文庄[]、蒋赤魂[]等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代表。

1923年,蒋赤魂、蒋澄、蒋元等人考入广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学址在桂林)。学习期间,认识同在桂林读书的文庄,成为好友。他们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第二节  灌阳农民运动的兴起与高潮

 

一、广西农民运动对灌阳的影响

19241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两党统一战线在广州正式形成,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改组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广东、湖南等省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极大地影响到统一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统治集团。同时,桂系集团结束了广西多年的军阀混战局面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桂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利用国共合作的机遇推动农民运动。由于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实现,为灌阳的农民运动营造了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19263月,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西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支持下,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掌握的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正式成立,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并在南宁开办了两届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300多名农运干部。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在政治上相对较开明,能够容纳各种先进思想文化和革命进步人士,更利于在灌阳开展革命活动。

在广西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国民党灌阳县党部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筹建农会组织,除在县党部内设立农民部外,还组建了农民协会筹备处,委任开明人士吕先觉、周贤、王青赐为筹备处工作人员,并选派王化洽、方荣、蒋径等6人参加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学习班学习。

19275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分派在“农运”讲习所结业的25名学员到灌阳任农运指导员,指导农运工作。同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选派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中共党员苏鸿基到灌阳指导党务。在县教员养成所和民众大会上,李任仁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苏鸿基在灌阳期间,则利用协助县党部指导党务工作的机会,积极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性质和意义,阐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具体做法。后来,从广州派来的农运工作员杨奇,在城关农协会召开的农民大会上介绍广东农民运动情况。

由于广西农民部的指导,为灌阳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具体的操作经验。

二、农会组织的成立

“盟心会” 组织的成立及活动  19247月,蒋赤魂在广西省立三中毕业,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与蒋澄[]、蒋元[]从桂林回家乡德里村,他们路经观音阁、云台寺等地,他们一边宣传革命道理,一边动员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打菩萨。他们一路行动,一直打到县城,动员群众打烂菩萨无数。从思想上,解开了封建思想一直对人们的禁锢,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回到村里,他在德里村创建了一个以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组成的组织——“盟心会”,有会员25人。“盟心会”的宗旨是以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强暴,扶助贫穷弱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目的。“盟心会”成员在蒋赤魂的带领下,解放自己,破除封建迷信,打倒菩萨,积极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5年夏,中共党员文庄回到灌阳开展革命工作。他和蒋赤魂在县城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支持“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还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揭发文实甫、唐伯康、文思安等豪绅的罪恶。“盟心会”的成立,是灌阳建立农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开端。

文庄、蒋赤魂等进步青年投身革命  在支持“五卅”运动以后,文庄进入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文庄在校期间,是校内中共组织开展活动的骨干,并主编过党的刊物《支部生活》。1925年下半年,蒋澄考入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蒋赤魂等人组织“盟心会”的成员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1926年初,蒋赤魂没有接受国民党灌阳县县长的聘任,准备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他遇到了蒋澄、蒋元俩人,三人拿着文庄和裴邦涛开据的介绍信一同前往武昌,去找恽代英,要求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读书。当他们赶到武昌时,军校已经上课两个多月。于是,三人就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随营教导团(即恽代英教导团)炮兵科学习。

农民协会的建立  1926年夏,国民党灌阳县党部设立农民部和县农协筹备处,委任吕先觉为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主任,周贤等为委员。灌阳县农协筹备处成立后,积极宣传由国共两党合作颁布的有关“二五减租”政策,各农协具体制定减租章程和地方治安法规。农协会章程制定后,报经县党部批准备案。农协会按县农协会公布的《会员名册立案暂行章程》颁发会员登记证。乡农协设正、副委员长,行使农会一切权利。

192667月间,吕先觉、周贤等率先在县城东北街一带建立了灌阳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城厢农民协会,入会农民有100余人。不久,县内各堡、村农协会相继成立。7月,一区、二区(当时全县分3个区)有23个村成立了农会。其中有崇顺堡(今观音阁乡、洞井瑶族乡)的观音阁、桃花、大椅、鲁塘、桂平岩、罗家坪等村,盐俊堡(今黄关镇一部分、西山瑶族乡)的盐塘、茶源、龙吟、黄关等村,狮子堡(今黄关镇)中秀村,龙山堡(今新街乡)的葛洞等村,城厢区(今灌阳镇)的仁江、莫家、胡家、仁合等村。有19个村实行了“二五减租”[]5个村建立了农仓。三区(即下九堡)很多村也相继成立了农会。其中有下坪堡(今新圩乡)的新圩、长度等村,璃碧堡(今水车乡)的水车、德里、修睦、大营等村,昭文、巨岩堡(今文市镇)的文市、西就、桂岩、会湘等村。到8月,县内先后建立了60多个农民协会,拥有会员3000多人。农协会员是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各村农协会成立以后,积极响应广西农协的号召,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反封建的斗争,实行“二五减租”,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三、农民运动进入高潮

灌阳县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开始组织起来,挺起腰杆做人了。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灌阳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力量日渐壮大,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农民运动进入高潮。

开办“宣传员养成所”和培养农协骨干  1926年夏,在观音堡罗家坪成立“宣传人员养成所”,人员由各农会选派,20多人参加培训,接受新思想教育,学习如何具体开展农会的活动。通过培训学员,掌握农民运动的方式方法,组织农民开展活动。

9月,省农协要求各县选送学员27人,到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灌阳县选送了王化洽等6人,前往南宁参加学习。学员结业后回到县内组织农民,开展农民运动,进行减租减息和反封建的斗争。

县农协会成立初始,土豪劣绅文欧苏企图破坏农民改选官办农协,在县农协委员卿华臣的组织带领下,发动数百农民起来与其展开斗争,将文欧苏拿来游街,并要求县政府将其法办。在农协会强大的压力下,县政府最终将其关押。这是农协会第一次取得反对土豪劣绅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灌阳农民的革命士气。

同年秋,秀江源农协会100多会员,在吕先觉的带领下,手持红旗,列队前往县城进行示威游行,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实行“二五减租”,争取给予农协会政治上的权利,要求参与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事务。县政府官员被突然而至的游行队伍弄得手忙脚乱。斗争的结果,县政府答应农民提出的“二五减租”的要求。

一切权利归农会,农民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和组织,终于有了当主人的自豪感。而农民运动的骨干,在整个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减租减息活动不仅触动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农民要求政治上平等,震动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农民的声威,使国民党右派、灌阳县知事胆战心惊,对蓬勃而起的农民运动,不知所措。正如国民党桂林区办事处主任黄同仇,在其19277月写的一份报告中所述的:“欲使有农会之农民,仍如无农会时之恭顺,则绝不可得也。地主在昔受农民之恭顺,现在农民偶成天之骄子,藐视一切,地主当感十二分之不快,而农民在昔受地主之压迫,一旦觉悟,当然亦不免愤愤于衷”。

开办夜校、识字班  为了解决农民的识字问题,各地农协会相继开办农民夜校或识字班。学习内容主要是按照《农民识字运动大纲》要求进行传授。教材主要以《农民识字课本》为主,其中在课本里有一课是这样写的:“中华穷、中华弱,中华土地被人割,中华金钱被人夺。中华人呀!快快起来救祖国,救祖国”。有的农协会结合本地风俗习惯,和当地的人文事迹或典故编写课本。如江口堡(今新街乡)青箱村苦竹山自然村开办的农民夜校,在自编课本里讲述了一个《是(柿)树不卖》的故事,说明不识字的害处。

王化洽被广西省农协分派到灌阳工作,担任农运指导员后,他在青箱村苦竹山自然村开办农民夜校,并兼任教员。他一共办了5期,学员达200多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千字文、减租减息、解放妇女、破除迷信、捣毁庙宇等。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他还在开办农民夜校的墙壁上书写了“打倒万恶军阀,肃清封建(余孽)”、“实行剪发放足”等标语。

灌阳各地农协会开办农民夜校或识字班效果最好的有城厢、莫家和青箱村苦竹山屯,每期学员在3040人。其他农会,都举办了不同规模的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农协会举办的夜校或识字班,受到农民的欢迎。农民通过参加学习,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懂得如何去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修建农仓  在广大农村中,佃农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直接遭受到地主沉重的地租剥削。减租减息对广大农民来说,是最受欢迎的。它既在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生活。减租减息是一项切合农村实际的、调动广大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重要活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内容。

1926年夏秋,灌阳农民协会开始贯彻国民党联席会议关于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广西省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施行细则》和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农民部及其县农协筹备处备案的《二五减租减息》实施决议。这些政策的实施,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同年冬天,由于有农协会的坚强领导,全县大多数地区都实行了二五减租。田租一般分为佃种田和本份田(公田或庙田等)。佃农佃种的水田,原来的每一工田交租谷5桶;通过二五减租后,每一工田交租谷3桶半;本份田所交的租谷,相对要少一点,但减租比较普遍。其中有19个村的农协会在实行二五减租运动中做得比较彻底。全县通过二五减租运动后,农民普遍得到了实惠。

农协会实行减租、退抽后,广大农民的生活虽有好转,但是,每到青黄不接时节,不少农户仍闹饥荒。为了帮助农民度过饥荒,一些农会组织要求当地的地主开仓借粮食,或者平价粜粮。如崇顺堡(今观音阁乡)文明村农协会,要求地主刘和卿磨了一批米,拿到市场平价出售。有的村还建立了农仓。农协会把村里原有的义仓、村仓、族仓、学田、义渡等的积谷接管下来,由其掌握借贷。东秀堡(灌阳镇)鹤龙村、观音堡(今灌阳镇)仁江村等,都采取了建义仓、族仓的形式,拯救饥民。这些做法大大方便了农民度荒,减少了高利盘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而深受农民的欢迎。

破除封建迷信,争取妇女解放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灌阳农民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反压迫,在经济上进行了反剥削的斗争,而且在思想上进行了反封建迷信、反封建礼教和提倡妇女解放的斗争。灌阳农协会带领农民掀起了砸毁菩萨和破除封建迷信运动。灌阳县最大的寺庙云台寺,在云台乡(原为狮子堡)农协会的带领下,把云台寺的菩萨推倒,将云台寺的房屋作为云台乡农协的会址,还在寺院里创办了一所培英学校。全县90%以的上农民协会,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破除封建迷信、捣毁寺院菩萨的活动。

在提倡妇女解放方面,灌阳还成立了县妇女联合会组织,谢贤陶任负责人。县妇女联合会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和买卖婚姻,提倡妇女解放,维护女性的权益。一些地方在成立农协会的同时,还成立了妇女协会或妇女宣传队。妇女组织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和“二五减租”的斗争,并在全县掀起了“毁除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争取妇女解放”活动。许多妇女开始觉悟起来,剪短发,放长足,争取婚姻自主。这一时期,女性自主婚姻和解脱不合理婚姻的较多。后来在新街、黄关一带流传着一首歌谣:“公元一九二六年,灌阳闹起大革命,村里成立农协会,二五减租打菩萨。这件事情莫讲他,单讲女子剪头发。剪了短发不知羞,许多女子想自由。爹娘莫管女崽家,只选人才不选家。”这是对农民运动期间,妇女求解放、争自由的真实写照。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很多青年女学生走上街头,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在县城读书的谢佩等女生,积极投入到街头宣传、打菩萨等革命活动,带动女性留短发,争取妇女婚姻自由。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妇女的地位和权益,促进了全县妇女解放。

下九堡农民运动取得斗争胜利  由于广大农民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在经济上直接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以至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十分仇视农民运动,他们时刻都想夺回失去的利益。官平堡瑶上村劣绅陆树昆等人,为此设计陷害农民,他们暗地勾结官吏,假借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名义,包办鸦片烟税,再通过手段哄骗农民种植罂粟。

1927年春,罂粟生长旺盛时,陆树昆等人又暗中禀报到县政府,县知事韦连庆派团务局带兵前往文市,强令农民拔除罂粟,并以违反禁烟论罪,凡种罂粟者,每户罚款10块大洋。他们采取“阳产烟苗而阴苛重税”的办法,欺压百姓。农协会查知种烟禁烟均为陆树昆等勾结官吏所为,从中渔利,农民极为愤慨,因而激起众怒。同时劣绅、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再次激起众怒。

3月,下九堡数千农民,在农协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农协会骨干、养成所人员唐湖等人,会同昭达、望月堡农协委员,在月岭村鸦片烟馆内召开农会骨干会议,研究惩治陆树昆等土豪劣绅的办法。39日,农协会骨干唐克全等8人分头到官平、赤板、下坪、璃碧、大营、巨岩、唐文、昭达、望月各堡联系,发动农民在农协会的组织带领下,统一行动,定期集结文市。

11日,下九堡各村1万余农民,纷纷从各地出发,云集文市十工大丘,召开大会。农协会骨干唐湖、文继先当众揭露陆树昆玩弄阴谋,欺骗、诬陷农民的罪行,提出严惩土豪劣绅。随后,农民分别涌向瑶上、文村等村,捣毁假农协筹备处,打开陆树昆等6户土豪劣绅的家仓,没收其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农会组织农民冲进文市的江西会馆,收缴了前来镇压农民运动的县团务局人员的全部武装。

事后,土豪劣绅上告到县政府,新上任的县知事毛呈伯,不问青红皂白,将农民协会骨干押解省城审讯。此事激起了全县农民更大愤恨。县农协筹备处召开各堡农协会议,商讨对策。

715日,派出文子宣等71人为代表,联名要求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查清事实,释放被押人员,严办土豪劣绅。819日,经省执委查明事实,释放了被押农民。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生动地表达了灌阳广大农民要求推翻封建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和当家作主的自豪心情。农民在争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权利和平等。农民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下九堡农民取得斗争的胜利,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唤醒了农民革命斗争意识,开启了灌阳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新篇章,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灌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