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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2011-11-04 01:05:00 

第二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7月)

 

 

 

 

 

 

 

 

 

 

 

 

 

 

 

 

 

 

 

 

 

第二章       农民运动及少数民族群众反抗

斗争的失败及其教训

 

 

第一节  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镇压

 

19274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国民党进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7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马日事变”。广西反动当局跟随蒋介石,在广西境内进行“清党”活动,逮捕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屠杀一批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破坏和摧残。地主、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趁机反扑,用威胁、哄骗、收买、加租、抽佃等手段来阻止和破坏二五减租运动。农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一、捣毁农协组织,破坏“二五减租”运动

国民党广西当局进行 “清党”的同时,对各县的农民协会进行清理整顿。10月,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委任周德昂等为改组委员会委员,实行改组清党。将灌阳县农协办事处主任吕先觉等人停职,县执行委员范楷、戴礼被迫辞职,并停止各级农会的活动。之后,又将吕先觉和委员蒋云航、卿哲臣、卿华臣等人关押起来。11月,国民党灌阳县党部撤销了各农协组织,拘捕农协骨干,收缴农会枪支。

面对国民党广西当局的“清党”和停止农会活动,农民都感到非常的气愤,各农会的主要成员都纷纷起来抗议。但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对农会的一部分主要成员以各种罪名,对其进行抓捕。城厢农协副委员长易锦洲、会员李清元,秀江源农协骨干鲁秀廷、倪斌甫、蒋合深、蒋少云,葛洞村农协会负责人邓寿春等人,被抓入狱。全县的农会组织被迫停止一切活动,“二五减租”也随之停止,农民运动失败。

二、文庄、蒋赤魂在湖南参加农运工作时牺牲

19278月,党的“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针对国民党右派的迫害,决定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文庄、蒋赤魂按照恽代英的指示,从事军运工作。9月,文庄、蒋赤魂与全州的唐崇悫、滕东垣,湖南省双牌县的张南雄等五人,受中共湘桂边区特委派遣[],前往湖南省祁阳县参加武装起义和从事军运工作,并对盘距在阳明山区的唐淼、唐峨两股土匪进行教育改造,动员其参加革命。

他们到达祁阳的第二天,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刘东轩联系上,在浯溪寺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会议由刘东轩主持,大家听取了文庄所作的《当前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报告,讨论了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策动唐淼、唐峨两股土匪举行起义的步骤,决定了起义的细节、日期和负责人。由于全州县的司法官唐宋卿告密,说滕东垣是“危险分子”。1015日黎明,祁阳县警察局查阅了所有旅客的登记簿,看到了全州滕东垣的名字,在盘问搜查中,发现一封信件中写有“候货到齐,择日开张”。敌人以此作为口实,将留在百货公司旅店的文庄、蒋赤魂等五人拘捕。敌人对其严刑逼供,他们坚贞不屈、矢志不渝,严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组织。敌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决定将其杀害。1022日、24日,文庄、蒋赤魂等五人慷慨就义。

三、下九堡农民暴动

1927年夏秋,灌阳遭受大旱,境内河道干枯,大部分农民粮食歉收,有的农民更是颗粒无收,受饥挨饿的农民不断增加。但是,地主豪绅则饱食终日,置饥民的苦难于不顾,大发灾难财。各堡各村的农仓已为地方官吏和劣绅操纵,不开仓救济,加之奸商垄断市场,上市谷米、豆麦、油类、棉、麻等被压价收买,致使谷米价格昂贵,且极少上市。农民上山剥树皮、摘野果、掘草根充饥度日。

923日夜,月岭村地主唐慎修准备偷运粮食至全州高价出售,牟取暴利。第二天,在月岭村沙平渡口和文村等地,被农协哨卡截获,将粮食没收归农会。

驻守文市村的县团务局第二队,随即以暴力干涉农会的合法行动,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各堡农协会的骨干会同商量,第二次召集数千农民,举行暴动,奋起攻打住在唐文堡江西会馆的县团务局,缴获步枪30余支。同时,又查悉官庄村地主何仲尧偷运粮食外销的消息,数千农民纷纷前往何仲尧家,破其粮仓,将全部财产没收。接着参加暴动的数千农民,前往月岭、水车等村,惩罚不法地主豪绅。

农协会骨干带领广大农民,以暴动的方式同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官吏的恐慌。灌阳县党部一面下令停止农协工作,一面命令县团务局派兵前往镇压。由于农会组织遭到破坏,缺乏有力的组织引导农民继续开展活动,下九堡农协会骨干唐伯年、唐风清、文彩章、何继明、何振昌、邓石古等人被逮捕,192810月,农会骨干唐伯年等6人被害。下九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灌阳当局镇压下去了。

在灌阳,在国民党党部实施“清党”和捣毁农会后,中共党员岑伯英以隐蔽身份曾一度出任灌阳县县长,进行过党的工作,私下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但不久离去。

1928年秋,灌阳各地农民协会被全部取消。后来,为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决定重建农会。1932818日,灌阳县遵照广西省农协的指示,重新组建农会,修改了农会章程,指导乡村农运工作。但此时的农会,完全掌控在地主、豪绅的手中,农民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更谈不上维护自身权益,农会完全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所利用。

 

第二节  农民运动的深远影响

 

灌阳的农民运动,自1926年夏开始成立农协会,到192810月农民运动的失败,虽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通过“二五减租”,广大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它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把革命的火种深深地埋进了农民的心中,唤醒了农民革命斗争意识,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生动地传达出广大农民要求推翻封建压迫和剥削,争取自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灌阳县农民协会的建立,标志着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能够挺起腰杆做人。农协组织的建立,开启了灌阳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篇章。

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农民要求减租减息,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这不仅触动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动摇他们的政治地位,憾动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农民的觉醒和声威,使国民党右派和灌阳县境内的土豪劣绅惊恐和恼怒。正因如此,灌阳农民运动的勃勃兴起,使农村充满了革命的气氛,为今后灌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三节  瑶民起义

 

一、瑶民的苦难生活

1915年,陆荣廷统治广西时,在全省进行了一次“清赋”,突然把瑶族地区的所谓“瑶粮”增加了数十倍,强迫交纳。1927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广西后,进一步加深了对广西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瑶族群众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惨重。灌阳的瑶民死一人要交安葬费二元四角,结婚要交一元五角钱,种田要水租,种地要地租,他们按种地的多少来标价。每年种的玉米、豆子等农作物,三分之二归地主所有。每年到1115日交48元一户作为租银。瑶民劳累一年只得三分之一的粮食。如有哪年租钱欠交,地主就将瑶民赶到其他地方。瑶族群众除受本民族地主的剥削外,还受到汉族地主的剥削。汉族地主阶级到瑶山村寨霸占大量山场土地,使广大的瑶族人民生活更加贫困。1932年灌阳北江瑶民盘子雄有10余亩山场,汉族地主范龙新称那山上的桐子树是他家的,因争执不清而打官,结果盘的家财耗尽,山场被汉族地主占去。同年,汉族劣绅姜超民在灌阳盐田五源[]任团董时,肆意增加税捐,降低瑶区土产价格。如酒税,过去盐田源等三源,每月征收50银毫,后来只盐田源一源就增加到75银毫;屠宰税,由每月征收1066文铜,增加到70银毫;而瑶民卖出的桐油,由市价每桶3400文铜,降低到2000文铜[],并且收购者不付现款,长期拖欠。在残酷的压迫剥削和掠夺之下,桂北瑶民终年辛苦,却难得温饱。有的瑶民一年难得吃上几顿大米饭,尝到油盐味;有的靠披蓑衣、盖稻草、烤火取暖度过寒夜。桂北瑶民流传着一首民谣,形象地概括了瑶民生活的惨状:“瑶家穷来真是穷,衣裳烂如苦瓜棚,丝瓜藤子作腰带,芋苗叶子作斗篷。”

瑶族人民面对如此悲惨的生活境遇,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们渴望推翻剥削阶级,实现“种大田,吃白米”的愿望。

二、革命思想对瑶民首领的影响

193048日,凤福山[]到其舅父家走亲,结识4个“逃荒佬”。其中领头的名叫王彦清(王延清),自称是从湖北省汉阳而来。凤福山见王彦清说话客气,谈吐不凡,觉得其人不像“逃荒佬”,而像读书人,便热情地留他们食宿。当晚,王彦清与凤福山同睡一屋拉家常,言谈十分投机。王彦清询问凤福山的身世,凤福山直率地倾吐了自己五岁时父母双亡的苦难家史,还叙谈了瑶民如何受地主财佬、官家的欺压,以及打官司等情形,接着讲了他想“砍大树”[11]的心里话。王彦清对瑶家的苦难深表同情,赞扬凤福山是有骨气的人。王彦清向凤福山讲述了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并介绍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江西、湖南等省成立了工农红军,发动广大人民起来革命的事。说红军革命是为了打倒地主、土豪、恶霸、官僚和一切反动派,使穷人能翻身做主。凤福山听了非常兴奋:“这么说,王先生也是造反的人啰。”王彦清点头微笑:“是的,我还要去贵州。你还需要什么呢?”凤福山紧紧握住王的手:“瑶人需要的是下山,种大田,吃白米。怎么搞法,请王先生指教……。”王彦清向凤福山叙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主张,指出只有各民族受苦的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穷人才有好日子过。

次日清晨,凤福山诚恳地邀请王彦清到自己家里住一段时间,好多了解一些情况。王彦清让另外三个“逃荒佬”先走,自己随凤福山走进了瑶乡。凤福山又推荐王彦清结识了自己的侄儿凤福林、凤有林。王彦清同凤福山及其两个侄儿叙谈不少闹革命的事情。在十多天的交往中,凤福山了解了外面许多新鲜的东西,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彦清的到来,对凤福山等人后来发动起义,在思想上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1931年元月,红七军经过全州县城、灌阳的陈家坪、王道等村,去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听到此事,深深震动了凤福山、凤福林反抗压迫的心,也更坚定了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信心。

三、瑶民起义经过

1931年初,凤福山、凤福林、梁化龙、侯宗保等人分别在桐木江、沙罗源、连天源五龙庙以打“开天醮[12]”、“太平醮”、“宝醮”为掩护,筹措起义经费,制造起义兵器,组织起义队伍。

11月下旬,侯宗保、潘家祥在桐木江“打醮”七天七夜。“打醮”期间,侯宗保拿出一面长9尺、宽8尺的黄色大旗,插在神坛上,号召大小河江、泡江、合成、东山等地的瑶民骨干,筹集银圆和物质作起义费用。同时在五龙庙、桐木江打造各种武器。

1932年春,起义组织者对外宣称桐木江已出“瑶王”,并在瑶民中神秘地加以宣扬,以此引起瑶民的好奇心。在半年多时间里,灌阳、全州、兴安、龙胜、义宁、三江、永福、阳朔、平乐、荔蒲、蒙山、资源等地确良的瑶民,纷纷到桐木江朝觐“瑶王”。凤福山让赵明玉扮演“瑶王”,以布蒙头,坐在神坛上,指示瑶民回去佩带武器,重返桐木江举行起义。之后,四十八源瑶民相继进行打醮活动。

起义准备期间,地主财佬伍玉田、伍凤堂等人向官府告密说:“凤福山为瑶王,统带恭城、永明,联合八排、显岭,结合(灌江)东西两岸,与江西共匪联合同党,实行共产……”官府扬言要派兵进剿,33夜踏平桐木江,杀绝瑶匪。瑶民听到传闻,非常气愤。与此同时,盐田源民团劣绅姜超明(民)向官府诬告:“梁化龙在桐木江从了瑶王,要串通瑶民造反”。并与三区区公所联系,组织民团捉拿梁化龙。

梁化龙得知后,前往桐木江,向凤福山禀报。凤福山感到事态紧急,认为武装起义时机已到,决定起义。按照凤福林的提议,灌阳盐田源五龙庙是龙头之地,又有盘王菩萨保佑,是起义的好地方。9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全州的大源、大屋箐等村和灌阳南部盐田源(今西山瑶族乡盐塘村)一带2000多瑶民,武装会师于盐塘村的五龙庙,祭旗宣告起义。接着,瑶民起义领袖凤福山、凤福林领导起义军准备直攻灌阳县城。

91417日,在连天源的罗家坪和牛湾一带以鸟铳、大刀、梭标等武器与敌人大战44夜,到17日上午,击败了灌阳县派出拦截的民团常备队,缴获20多支步枪和一批物资,并打死打伤民团常备队20余人。

瑶民起义首战告捷,使国民党广西反动当局大为震惊,并准备派兵到桂北镇压瑶民起义。为缓和局势,以瓦解瑶民武装力量,广西省政府采取所谓感化政策,派全州县的几名劣绅出面“劝慰”和“停调”;最后,又派桂林民团指挥官张淦到灌阳进行“宣抚”,做梁化龙等首领的工作。同时,处决了引起瑶民起义的肇事者灌阳劣绅姜超民,以此收买人心,感化起义队伍。在“宣抚”的幌子下,瑶民撤兵,各路起义队伍退回原地。

国民党广西当局暂时安抚了瑶民之后,抛出了“善后办法”八条。其主要内容是,将瑶区编组村甲,划为“特区”,由瑶族派出“诚实人士”担保服从当地政府;清点武器,登记上缴;剃发易服,强行同化;严缉“妖巫”(起义领袖),不得包庇隐藏。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平息瑶民起义。

1116日,在政府抛出“善后办法”之后,蒋伯文父子来信邀请起义领导者下山“谈判求和”。凤福山、凤福林为了义军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敌人的阴谋,他们毅然赴冠英堂谈判。当凤福山、凤福林到达后,国民党当局说他们勾结共匪,将其扣押。凤福山被扣押了33夜后释放,要他安抚瑶民,不要听共产党的话。但凤福林却被押送到全州监狱。

1933219日,凤福林在全州监狱被杀害。消息传回瑶乡,进一步激起了瑶民新的愤慨,从而引发了更大的起义斗争。

220日,全(州)灌(阳)两县3万余瑶汉两族人民,在瑶民领袖凤福山、侯宗保等人领导下,在灌阳的盐俊堡连天源(盐塘村)五龙庙再次誓师起义。第二次声势浩大的桂北瑶民起义爆发了。

其中侯宗保、潘家祥、蒋德章率领灌阳西部沙罗源一带的瑶民起义队伍400多人,进攻灌阳县城,这一支队伍,吸收了当地汉族民众参加起义,并攻下鱼塘、仙田、仙源等村。灌阳东部泡江的瑶民起义队伍400多人,在凤福山率领下,渡过灌江北上到达大源,后回师参加了万板桥的战斗。下路归化[13]的起义军在唐三苟、赵永生、唐明荣、盘翠山等人率领的13村瑶民与盘天保率领的起义军会合,进军攻打灌阳县城。

灌阳、全州等县县城的民团武装难以抵敌,只能困守待援。接着,起义如星火燎原,燃烧在桂北大地,起义由灌阳快速发展到广西的全州、兴安、龙胜、义宁、三江、永福、阳朔、平乐、荔蒲、蒙山和湖南省的江永、江华等县。

瑶民起义队伍的阵势越来越大,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之震惊。桂系集团不得不从其主力武装第七军调遣4个团,并纠集各师管区、各县民团常备队、后备队共计3万余人,由军长廖磊指挥,分路进击瑶民起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在强敌面前,各地起义军虽然奋勇作战,但伤亡惨重,纷纷溃退。325日,起义队伍停止了抵抗。瑶民起义军坚持斗争两个多月后,被镇压下去。

四、失败的原因及意义

这一次瑶民起义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他们提出“打倒汉人种大田”这一纲领,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另外,他们利用封建迷信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不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加上领导者在思想、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和起义队伍装备低劣,从而导致起义的最终失败。

这次桂北瑶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歧视少数民族的国民党桂系集团,对灌阳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灌阳现代史上一次采取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一次争取民族平等、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是对歧视少数民族政策和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的一次宣战;它唤醒了桂北少数民族的思想觉悟。

 

 

 

 

 

 

 

 

 

 

 

 

 

第三章  中国工农红军三次过灌阳

 

 

第一节  红七军北上苏区过灌阳

 

 

百色、龙州起义后,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193011月初,红七军经过河池整编的主力7000余人,在前委书记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和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奉命离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原计划是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因远离根据地,长途奔袭,部队在几次战斗后严重减员,陷入困境。

1230日,红七军在湖南省新宁县甩开湘军,进入广西全州西延区。193111日晚,红七军占领全州县城,并在全州休整3天,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向粤湘赣边界进军,以汇合中央红军。

15日凌晨,经过全州整顿的红七军离开驻地,向东南进入灌阳的陈家坪、王道、勒塘村一带,并在该地宿营。红七军指挥部设在王道村祠堂里。此时红七军的兵力为2个师、3个团、1个特务营和1个教导大队。红军部队把全村上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驻地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土地革命。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称老百姓为“同志”,叫老百姓不要怕。当地老百姓送菜给红军,红军要付钱,如果老百姓不要钱,红军就不要老百姓的菜。宿营时天气寒冷,红七军一些指战员穿着单衣短裤,晚上三、五个人同盖一床旧毯子露宿村头,没有去打扰群众。

红七军在王道村休整1天后,第二天早上离开驻地,向湖南进发。红军先头部队击溃桂湘边界永安关上湖南一侧的湘军守敌一个排,击毙其排长和士兵多人,红七军顺利通过永安关。红军这次长途征战,经过灌阳只有两天,但其买卖公平和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给沿途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节  红六军团西征过灌阳

 

1934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的情况下,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退出中央根据地。87日,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第六军团2个师6个团9000多人,在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和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等率领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91日到达湖南道县。2日拂晓,红六军团前锋第18师第52团,向驻守在永安关下之的蒋家岭桂军第7军第55团的1个营和民团第2中队发起猛烈攻击,桂军两翼很快被突破。就在桂军将要全线崩溃之际,驻防道县县城和寿佛圩的桂军第10师的1个团又两个营已急速回援。红六军团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下午主动撤出战斗,避实就虚,绕道沙田,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当晚到达五里坪、桂岩、岩口一带宿营。第二天清早,红六军团向文市挺进。红军侦察员进入国民党巨望乡公所,抓住了正在书写污蔑红军标语的乡长文诗安(后押到全州处决),当场击毙了正在逃跑的地主蒋保德。驻守在文市渡口的桂军民团被突然而至的红军吓跑,为桂军刚架好的浮桥来不及拆毁;红6军团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文市。

部队到达文市街后,为防备被红军甩在蒋家岭的桂军尾追,红六军团一面组织渡河,一面留下第50团的一个营和第53团在灌江的东西两岸布防。下午3时许,桂军第19师师长周祖晃率领5556团追至文市的灌江东岸,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六军团第5053团作为后卫阻击敌人,凭着有利地形,打退了桂军的多次进攻。在桂军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红50团撤至河西,破坏浮桥,与红53团一起凭河继续抵抗。同时,桂军出动飞机,轰炸红军阵地。桂军第56团企图从上游渡河迂回截击红军。红军迎头痛击,桂军慌忙后退。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团长刘式楷、政治部主任不幸阵亡,红军伤亡100多人,但将桂军阻拦在灌江的东岸,为红六军团主力抢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晚上9时许,红六军团后卫部队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遂撤出战斗,往全州石塘圩方向追赶主力。桂军恐受埋伏,当晚不敢衔尾追击,直至第二天上午,才进至河西。此时,红军已开始涉渡湘江。

红六军团在进入灌阳之前,及时果断地丢掉辎重物品,轻装疾进,既迅速摆脱了尾追之敌,又轻松地抢渡了湘江。

第三节  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

 

一、中央红军经过灌阳

19341010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没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由于桂军在针对红军将进入广西的问题上,是采取保存实力和侧击红军的对策,桂军称:“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14]”,请求将灌阳、全州一线的守军南移。1122日,蒋介石回电,允许桂军南移,湘江防线空虚。

25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攻占永安关,进入灌阳。经阵北、五里坪等村到达桂岩、岩口一带。红一军团主要负责阻击右翼之敌。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由雷口关、永安关进入灌阳,军团指挥部设在水车宾家桥“九如堂”;红三军团负责阻击从灌阳县城而来的左翼之敌,即国民党桂系部队2个师和1个团。

中央领导机关编成军委2个纵队,第1纵队(即“红安纵队”)中的第一梯队(“红星梯队”)是首脑机关,博古、洛浦、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人编在这个纵队;第1纵队随第一军团行动,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玉溪、文市、月岭一带。军委第2纵队(即“红章纵队”)随红三军团第6师行动,由雷口关进入灌阳的茅铺、水车一带。

27日,红一军团第15师和军团部从文市灌江东岸西渡,经瑶上岩头坝进入全州;红三军团第5师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等率领下,从宾家桥赶到新圩至排埠江一带布防,阻击由恭城返回灌阳截击红军的桂军。第6师留在水车、宾家桥待命。

28日,为掩护中央纵队抢渡湘江,红5师的两个团在排埠江至新圩一线奋力阻击桂军两个师的进攻。军委第1纵队、第2纵队离开灌阳,进入全州石塘以东地域。

29日,红一军团第1师离开文市向全州前进。红三军团第5师在杨柳井至板桥铺一带继续同桂军激战;下午4时,将防务交给第6师第18团,而后取道陈家背进入全州。

下午,红五军团的第13师、第34师分别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红九军团从雷口关进入灌阳后,经水车赶到文市渡过灌江,向全州前进。

30日,红三军团第6师第16团在泡江将防务交给红八军团第21师第62团后,经文市进入全州。第6师第18团在新圩炮楼山一带继续抗击桂军,伤亡严重,被迫后撤。红五军团第34师驻守水车。晚上,红八军团进入灌阳,在水车作短暂休息,之后星夜向西疾进,抢渡湘江。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1125日开始陆续进入灌阳,至127日,最后一支部队(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200多人)离开灌阳,在县历时13天。

二、新圩阻击战

1126日,红三军团命令红5师星夜赶到新圩,阻击自灌阳县城方向而来的桂军,要求该师全力坚守34天,以保证红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

5师接到命令后,师领导即率领2个团和军委炮兵营于27日早上从水车、文市出发,下午4时许,先于桂军赶到新圩龙桥。在龙桥附近与桂军中前来侦察的1个连遭遇,激战不久,桂军败溃。红军追至枫树脚,并在杨柳井至排埠江一带观察地形。这里与湘江渡河点相距约60公里,是桂军进逼湘江的必经之路。道路两侧是一片丘陵地带,是个比较理想的阻击场地。师部决定在这一带构筑简易工事,阻击桂军。

5师第14团为右翼,占据霞上坪、判官山、打矿山、马鞍山一线;红15团为左翼,占据钟山、打锣山、坦屋、定屋一线;军委炮兵营则放在左后侧。前沿阵地选择在枫树脚附近的钟山、水口山、古平至月亮包一线。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约一公里的杨柳井的民房里。红5师将临时战地救护所设在下立湾村的祠堂里。

桂军为第15军代理军长夏威率领的桂军第15军第44师和第7军第24师、第7军之独立团。

28日上午,在炮火掩护下,桂军第44师首先从正面向红军前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红五师沉着应战,打垮了桂军的多次进攻。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前沿阵地,12个红军战士顶住了十几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战斗至下午4时许,桂军在正面进攻不能取胜的情况下,遂以一部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岐一带高山向红军前沿阵地钟山、水口山一带迂回。前沿阵地的红军腹背受敌,被迫后撤,当晚退到杨柳井两侧的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防守。

29日,桂军在炮击的同时,又出动飞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并不断增加兵力,多次发起猛烈攻击。面对桂军的疯狂进攻,红军给以迎头痛击,前沿阵地先后被敌军占领。他们与桂军反复争夺山头,甚至展开白刃战,打退了桂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红军也为此付出重大的牺牲,有的山头守军全部壮烈献身。由于敌人不断增援,红军伤亡严重。14团的营、连、排长多数负伤或牺牲。15团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3个营长有2个牺牲,14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牺牲,红5师师参谋长胡震、代理团长也在指挥反击中牺牲。

为了确保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抢渡生命线,红5师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仍然集中兵力在龙桥村对面的虎形包一带坚持死守。这是红军在新圩阻击战中最后一道便于防守的制高点。桂军轮番冲击,均被红军击退。为了抢夺制高点,敌我双方在一个山头展开反复争夺,最终把敌军阻拦在几平方公里的山头前面,未让敌军进入新圩。午后,桂军又出动飞机对红军虎形包阵地狂轰滥炸,红军被迫撤出该阵地,退守新圩楠木山附近的炮楼山一线。桂军占领虎形包以后,战斗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仍顽强抗击。

下午4时许,中央两纵队渡过湘江,向越城岭山区进发。军团电令红5师撤离新圩。红5师把防务交给红6师第18团后,迅速赶往界首抢渡湘江。在激烈的阻击战中,红5师伤亡官兵2000多人。

6师第18团在新圩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接防后,与桂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打退敌人的进攻。之后,在新圩以南的道路上构筑工事,阻击桂军。这时,红军后续部队红9军团已安全通过灌阳,但红八军团迟迟未进入灌阳。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水车负责接应其入关。因此,第18团还须在1130日继续阻击桂军,等待34师接防。

30日清早,桂军将预备队第22师和独立团全部投入战斗,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终因力量过于悬殊,红军伤亡严重,被迫后撤至陈家背一带,舍命阻击;在桂军的围攻下,红18团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小部分流散。

由于时间仓促,撤离时,在新圩下立湾村的红军伤员临时救护所里有100多名重伤员来不及撤离和转移,后被桂军民团用棕绳捆住伤员的手和脚,残忍地丢进了连接地下河的酒海井。100多名红军重伤员,全部壮烈牺牲。

43夜的新圩阻击战中,红军3个团顶住桂军7个团的进攻,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并予敌以重创,但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3000多人。

三、红34师血战灌阳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红34师担任全军的总后卫。在多次保卫战中,部队减员很大,进入湖南道县蒋家岭时,该师只有5000余人。

1126日,红34师到达湖南省道县,第100团进驻道县南葫芦岩,接替红四师阻击追敌的任务。红五军团领导董振堂、刘伯承,在蒋家岭召见了红34师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林和100团团长韩伟、政委侯中辉。布置了任务,刘伯承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全军的殿后任务交给34师,这个担子很重啊!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

34师接受任务后,师长陈树湘经商量后决定:韩伟带领100团先行,疾进灌阳,赶到枫树脚一带接替红三军团红618团,阻击桂军北进;陈树湘带领师部和101团居中,程翠林带102团跟进;在完成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等地的任务后,全师迅速西进。

1130日凌晨,红34师接应最后一支部队——红八军团到达水车。红八军团稍作休息,就随即启程,连夜赶路,抢渡湘江。

30日早晨,国民党的第三路军从湖南道县压了过来,进占灌阳的文市,从正面向红34师发起攻击;接着,桂军一部也猛攻红34师的左翼。敌人自恃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进攻格外猛烈;同时,蒋介石知道红军抢渡湘江,督促各路军抓紧时间追击,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战斗从早到晚,一直激烈地进行着。红34师拼命阻击,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红34师,就这样被敌人缠上了,一时无法脱身。而此时的红618团在板桥铺一线阻击桂军,因敌众我寡,人员伤亡很大,阻击防线,一退再退,危在旦夕,急向中央军委电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急电红34师:迅速摆脱敌人,接替红18团的防务,由阻击转为运动防御,跟上全军主力。

121日清晨,红34师从水车夏云村出发,在过水车灌江上的浮桥时,遭桂军3架飞机的轰炸扫射,全师伤亡200多人。当红34师经过洪水箐,到达观音山时,已是121日中午。从山上往下看,发现桂军已越过红军阵地。于是,到新圩接防已不可能。红34师按照军委“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江”的指示,向西沿板桥铺、湛水、流溪源,翻越1000多米高的宝界山,陷入了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人困马乏,粮食断绝,更加拖延了到达湘江边的时间。

121日上午,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已全部渡过湘江。而此时湘江西岸,湘军刘建绪率4师之众,溯江而上。面对数倍之敌,红一军团第1、第2师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撤出了全州觉山铺阻击战场,追赶红军主力。而湘江上游的光华铺,桂军不断加大攻势。红三军团也撤出阻击阵地。桂军由光华铺顺流而下,并向界首推进。中午,湘桂军队封锁了湘江渡口。

34师翻越1000多米高的宝界山后,经军委同意,沿全州的建江北上,经安和、凤凰,寻找适当的位置渡河西进。2日,部队行至全州县安和文塘村附近时,遭到桂军夏威部第44师伏击。激战中,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牺牲,红军伤亡惨重,通讯器材被损坏,遂与军委失去了联系。这时,红34师陷入重围,渡江已不可能。师长陈树湘召开师、团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从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返回灌阳,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打游击。

3日,红34师在返回灌阳的途中,遭到了敌人的阻击和袭击,部队被冲散,大量减员,到达深浦源时,已不足1000人。经过灌阳新圩附近的罗塘、板桥铺等地时,又遭民团蒋余荪、陆胜玉等联队伏击。在民团和桂军的包围、袭击下,部队损失更加严重,全师只剩下四五百人。

4日,红34师沿原路往回撤,再次翻过观音山,撤退到洪水箐宿营。5日拂晓,红34师遭到伍铭烈、易生玉等带领的灌阳民团和部分桂军的袭击,红军仓促应战,拼死突围,与民团展开拉锯战,战斗一直打到天黑。借着夜色,第100团团长韩伟[15]率领该团150余人作后卫,掩护师长陈树湘、师参谋长王光道率101团、102团突围。在通过苗源,准备从先公坝抢渡灌江时,又遭民团伏击。师长陈树湘率领主力沿原路返回,从八工田渡过灌江,经滕家湾、茶叶箐、麻园、柳木箐撤到湘桂交界的癞子山,之后进入湖南。韩伟带领的100团,在掩护主力的战斗中,大部分牺牲,或失散,全团剩下30多人,决定分散突围,化整为零。最后剩下的十多个无法突围的战士,被逼到山顶,在枪弹全部打光的情况下,都跟着团长韩伟跳下了山崖。陈树湘[16]、王光道率领的余部进入湖南时,只剩下200多人。

为保证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湘江,红34师作出了重大牺牲,以其沉重的代价,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他们的后卫任务,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

 

第四节  红军途经灌阳的影响

 

红军三次过灌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特别是新圩阻击战,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红军在灌阳伤亡5000多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在县内的时间虽先后只有17天,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红军除了行军打仗之外,还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他们以自己的模范爱民行动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拥护和支持,对灌阳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宣传革命思想,播下革命火种,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由于国民党桂系集团进行反动宣传,把红军说成是“匪”军,欺骗和强迫所有村民把粮食都藏起来,跑到山上去躲藏。一些不知真相的村民,纷纷躲藏到山中。

红军所到之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热情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让人民群众深受感动。于是,群众又放心地回到家中,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红军在灌阳,一是采用书写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的性质,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自己解放自己。红军在途经和宿营过的桂岩、文市、西就、瑶上、东流、德里、宾家桥、月岭、水车、夏云、平田、陈家坪等村庄的墙壁上写下了许多标语。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灾民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红军是抗日的武装!”、“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白军弟兄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瑶民修炮楼修马路!”、“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这些标语,有的是宣传红军性质,有的宣传民族政策,有的宣传工农革命,有的专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别是宣传抗日的标语,较早地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

二是红军在沿途村庄散发宣传品和召开群众大会。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告白军士兵弟兄书》,以及《革命歌谣选集》等等。红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同群众个别谈心进行宣传。19341125日,红军先头部队来到宾家桥“九如堂”,抓住了“九如堂”当村长的第七个儿子。红军把夏云、水车、腊尾底等村的群众,召集到宾家桥村开会,号召穷人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没收了“九如堂”地主的财产分给穷苦百姓,使群众扬眉吐气。

三是红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1126日,红军来到水车村。村民翟顺修因为两岁的孩子发烧,他躲出去后,又回到村里。这时,一个青年红军来到他家,看见孩子有病,就去叫一个军医来给孩子看病,医生给孩子开了药,后又两三次来探望,直到孩子退烧后才放心。这使翟顺修非常感动。通过翟顺修做工作,使群众深受启发和教育。农民群众,于是纷纷下山,回到家里,把红军当成自己的亲人。

四是红军纪律严明,赢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在新圩阻击战时,经过几场战斗下来,红军又饥又渴,想到村上找点东西吃,可是,村上没有人在家。他们来到一个姓海的老大娘家里,见有一锅半粥半菜的小猪潲,就把它吃了。临走时,他们在锅里放了10余个银毫子,还留了张字条说明情况和表达对主人的谢意。这些,让群众非常感动。

五是支持群众起来革命。193411月,中央红军过灌阳时,隐藏在水车乡藤家湾村的桂北瑶民起义首领之一凤福山派奉永太到文市,向红军首长汇报他们的起义经过情况,希望得到帮助。红军首长热情地接待了奉永太,高度赞扬了瑶民的斗争精神,并送给很多礼物。红军首长表示,红军与瑶民是一家人,红军坚决支持瑶民的起义斗争,只要同心协力打江山,好日子一定会到来。

193412月,红34师返回湘南,途经立田村时,见该村人穷地薄,是个开展革命活动的好地方,于是决定把多余的枪发给村民。在发枪之前,在祠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红军首长号召村民拿起武器,跟共产党走,打倒土豪劣绅,实现人人有田种,个个有饭吃的理想。会后,将60多支步枪、数十枚手榴弹和数百发子弹发给了群众。立田村村民为感谢红军,专门杀了一头猪款待红军[17]

二、群众帮助红军

红军在灌阳期间,纪律严明,关心农民疾苦,除暴安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老百姓深深体会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自己的队伍。于是,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从各个方面支援、帮助红军。

一是为红军探听军情,支持红军作战。红七军经过灌阳,群众利用各种方式支持红军。有的给部队送饭菜,有的帮部队挑担,有的探听军情,只要红军需要,群众都乐于去做。木老村村民王锡光和王科益深夜步行70多里,到湖南道县边界为红七军打探军情。

33夜的新圩阻击战中,战场内外的十几个村庄,都有群众支持红军作战,有帮助红军通风报信的,有帮助红军磨米送饭的,也有帮红军挖战壕和运送武器的,仅板桥铺村就有黄荣新、黄荣甫等三四十个群众参加运送物资,为阻击敌人,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

二是青年农民参加红军。桂岩村有一个叫蒋长元的青年,看到红七军路过村边,他联络何苟宗以及地主家的丫头来寿等人,跟着红军走了,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三是为红军带路、架桥、挑行李、抬担架。中央红军进入灌阳后,先后在文市、水车等地架设桥梁,抢渡灌江。当地群众自告奋勇参加,仅文市一处就达100多人。他们从自己家里扛来木料,甚至门窗、床架、桌凳,给红军架桥用。时值霜天,他们脱光衣服,跳进砭骨的江水中,打桩设墩。红军在水车架桥时,遭到敌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水柱升起数米高,江中不时有人被击中倒下。青年农民翟顺修与村里群众几十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江中打桩,他们一次次被水浪推倒,又一次次爬起来。桥墩炸断了,一时无法固定,为了不耽误红军进军时间,他们干脆用肩膀扛着桥板,让红军过桥西进。

为红军带路、挑行李、抬担架的群众更多,几乎沿途村庄都有。很多人一直把红军送到湖南、贵州才回来。一路上他们跟红军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腊尾底村蒋容治回忆说:我父亲蒋国达去帮红军带路,红军待他如亲人,父亲很高兴,说下次红军来了还去给他们带路。

在给红军带路、挑行李、抬担架途中,不少人历尽艰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水车乡湾门口村胡世明为红军挑行李到贵州才回来,由于一路艰辛,回到家里后10多天,就病逝了。水车村翟老满结婚没几天,就去为红军挑弹药,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身亡。

四是保护红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掩埋红军英烈遗体。红军三次过灌阳,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在这里进行了长达10多天的浴血奋战。当地群众冒着“通匪、窝匪、济匪”被杀头的危险,主动保护红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免遭桂军毒手。这些被保护下来的红军战士,有的重返了红军队伍,有的回到了原籍,有的则在县内安家落户。陆献兑[18]是红五军团第34师第102团事务长。长征时,在灌阳被打散,后被新圩乡大龙村擂鼓岭村民陆德辉藏起来,并请草药医生陆佑年医治了7个月,才将伤治好。后来过继给陆伯豪做儿子,在该村落户。陆献兑的另两个战友被村民陆一坤收留。刘来保(原名刘炳煌,江西省宁都县人)是红三军团第5师第14323排战士,在新圩阻击战受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被潮立村村民收养,并在该村落户。

同样在新圩阻击战时,一个大腿受伤的红军战士被黄和林[19]夫妇收留,敌人到黄家来搜查,黄和林的妻子将他藏到女儿的房间才躲过一劫。后来,那个红军战士的伤势好了提出要去找部队。临走时,将一面红旗交给黄和林,告诉他等革命胜利后来取。

34师返回湖南途中,有20多个被打散的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到处是敌人的搜索部队,他们只好聚集到文市大车田村旁的一个破庙里,饥寒交迫,有的还有伤病,处境十分困难。村里群众知道后,把他们分散接到自己家里,保护下来。后来这些红军战士决定回原籍江西、福建去找部队,村里群众知道后,给他们缝衣服,做糍粑,含泪送别他们。

文市五里坪农民王桂清在水车做木工时,将一个因脚伤掉队的红军战士曾广贵[20]接到家里隐藏起来,精心护理。敌人知道后罚他的款,并以“枪毙”相威胁。王桂清毫不动摇,想尽办法把这个红军掩护下来,并为他治好伤,使他返回家乡重新参加了革命

对于殉难的红军英烈,当地群众怀着敬意,含着悲痛,冒着危险,自发收殓红军战士的遗体,将其掩埋。板桥铺村的黄玉修等人,一次就掩埋了在新圩阻击战中牺牲的20多个红军烈士。红34师在水车村横渡灌江时,遭到敌机的轰炸,死伤200多人。群众自发地将牺牲的红军遗体掩埋,其中有一个坟墓就掩埋了18具红军烈士的尸体;每当清明时节,群众都前去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