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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2011-11-04 01:05:00 

第三编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7月~19458月)

 

 

 

 

 

 

 

 

 

 

 

 

 

 

 

 

 

 

 

 

第四章  中共灌阳地方组织的

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灌阳党组织建立的背景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面临的新形势

19376月,张云逸受中共中央的指派,作为全权代表到广西桂林与国民党桂系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联合各方面力量,联蒋[21]共同抗日的立场和态度,并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赞同。

7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7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表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921日,为了民族的利益,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联共拥蒋,加入抗日的统一战线。 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的宣言。这标志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主要是调整和发展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部署抗日救亡工作。通过统战工作,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了蒋介石的电邀和任命,将桂系组成第十一、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相继开赴淞沪、徐州一带的抗日前线;同时,组建广西学生军(史称第二届学生军),到前线去配合正规军开展战地宣传和服务活动,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灌阳青年孙伯威、易夫刚等人参加了学生军。在学生军中,有共产党员10多人,经串联组成了学生军支部。193811月,新桂系组建了第三届学生军。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员加入学生军,学生军在各团建立了支部。1939年,经过集训的学生军,分赴广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所到之处,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二、灌阳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引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孙伯威、易夫刚等人,直接参加广西的学生军,奔赴抗日前线。之后,从仰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革命圣地延安,到付诸行动,不畏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去学习,去参加抗日斗争,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了壮丽的抗日事业。

孙伯威(又名孙昌),易夫刚(原名易祖褆),两人曾在桂中二十班(一说是二十一班)读书。孙伯威、易夫刚、赵洪滔(全州人)等人借“兴全灌同乡会”的名义经常在一起相聚,互相传阅进步书籍。后来他们三人一起参加了广西学生军,但蒋介石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收买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使之投靠了蒋介石,广东的空军也被收买,广西学生军则是孤掌难鸣。他们感到在学生军中再呆下去已失去意义。于是,他们又回到学校读书。

1937年5月,他们三人离开广西,先到长沙,后到武汉;在法租界巴黎街华盛顿补习学校补习,同时考上武汉大专高中。“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用飞机轰炸武汉。他们写信给成仿吾,要求前往延安去学习。经同意后,由孙伯威回广西筹集路费。孙伯威跟三人的家人说是到四川读书,需要路费。孙昌找易夫刚的祖父做工作,在他家拿了150块光洋[22];在自己家和他自己的相好的程家各拿了100块,在赵洪滔家拿了50块,共凑足400块光洋。他们从武汉出发,乘车前往西安。10月,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具证明,他们三人与高士其同坐一辆车去延安。高士其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同行的有三个广西青年”,就指的就是孙伯威[23]、易夫刚[24]、赵洪滔三人。

11月,到达延安后,他们进入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七队学习,三个月后毕业。在延安,易祖褆改名易夫刚。19383月,他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先分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高田部,后到河南确山县的一个根据地,孙伯威到警卫连当文化教员,易夫刚在卫生队当文化教员。

易祖福,是易祖褆的妹妹。于1935年秋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编在女中九班学习。在校期间,易祖福在其兄祖褆的影响下,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杂志。1936年春,她借到一本《毛泽东印象记》,如获至宝,开始了对延安的向往。易祖福以实际行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深得地下党组织的信任。经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1936年夏天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在共产党员李文彬、蒋志民、陶保桓的影响下,她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19375月,由女中的史地教员陈淑文的介绍,易祖福在女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在她所作《返乡过旧历年有感》一文中,反映了她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对穷苦人民的无限同情。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积极参与抗战游行和宣传活动。

1937年秋,易祖福收到其兄易祖褆从武汉寄来的信,说其前往延安学习。易祖福向党组织要求去陕北学习,但没有得到同意。

1938年春,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这股逆流中,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陶保桓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由于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情况紧急,党员相继离开桂林。易祖福根据党组织联系人指示,暂时离开桂林,去外地任小学教师。同年2月至6月,易祖福在外地担任小学教师。何佩珍(永福县人)在全州教书时,住在赵洪滔家,知道赵洪滔去了延安,并与之有书信往来;赵洪滔在介绍延安的学习情况后,也动员她前往延安学习。7月,易祖福回到桂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她约何佩珍、龙天雨商量,要求党组织安排她们去延安。经党组织研究,同意她和何佩珍去延安。此事的经办人是当年省立法院的一位男同志,他与易祖福、何佩珍相约在桂林北郊的一处荒山下,交给她们一封介绍信。其中将易祖福改名为胡福,将何佩珍改名为何少梅,并告知,她们的党组织关系将由华南局转去。

9月初,易祖福、何佩珍瞒着家人,带着信件,乘坐一辆蓝皮车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车到洛阳易马镇,赵洪滔(他当时在国民党部队里从事秘密工作,正在洛阳易马镇驻扎)按事先约定上车,护送她们到西安。她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两三天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据通行证,三四十人一队,集体前往延安。到达咸阳时被国民党驻军拦截,羁留在咸阳,先住在警察局的一个屋子里,后又转移到一所小学。当时,国民党也想争取进步青年,加入到国民党的阵营。

几天后,便用汽车将他们拉到洛阳西宫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又叫战时干部训练团)集训。整天派人做思想工作,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加入国民党的队伍,也是为了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到哪里都是为了抗战,不一定就要去延安,并要求他们留在国民党一边。因此,同行的一部分人,思想上就动摇了,有的参加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的学习。但易祖福和何佩珍依然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在洛阳集训了七八天后,在赵洪滔和洛阳地下工委的帮助下,易祖福和何佩珍最终离开洛阳西宫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她们再次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赵洪滔的护送下到达陕北关中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女生第四十五队学习。易祖福在桂林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关系无法转到延安,她多次向延安党组织要求转入组织关系,由于其它原因,而无法落实;193811月,易祖福[25]在延安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中共桂师党组织及活动对灌阳进步青年的影响

19388月,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简称“桂师”)正式成立。学校校址选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其创办人唐现之(灌阳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教育救国思想的爱国进步人士。他在桂师大力推行陶行知先生“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贯彻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蓄、学术民主、学习自由”的方针。他还经常教导师生“做一个为人民大众抬轿的人”。一方面,为了办好桂师,唐现之聘请了不少知名学者、中共党员到桂师任教,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建校伊始,就逐步形成了一种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校风。另一方面,因其是老乡等缘故,一些灌阳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桂师去学习,灌阳青年傅一屏、文良儒、蒋念洁等人,先后到桂师去求学。

1938年秋至1940年,在进步教师杨晦、傅彬然的倡导和支持下,桂师各班成立了读书小组,主要成员有何鸿德、郑震、曾金全、邓崇济等。他们阅读了《社会发展》、《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书籍,以及《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读书小组成员通过学习,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对共产党与中国前途的认识。同时,在同学之间,积极宣传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对传播进步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上半年,中共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了陈啸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毛文彦、陈赐珍等人加入了党组织,并形成了领导学生的核心领导小组,毛文彦、邓崇济、郑震、陈魁、陈赐珍、吴腾芳与灌阳青年蒋念洁等是其小组的主要成员。中共桂林市委也决定在桂师发展党员。

1942年春,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派遣在学生军中入党的肖辛戎(肖雷)、欧维端到桂师,并与先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组织的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安全,中共桂林市委在桂师建立了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一个是由市委书记罗文坤直接领导的党支部,支部书记为毛文彦,副书记肖雷;一个是市委委员陈奕江领导的党支部,支部负责人为欧维端。在支部的周围,发展了一批进步的核心成员,其中有郑震、文良儒(灌阳人)、曾金全、邓崇济、吴腾芳等。党支部通过学习和工作,选定了一批党员培养对象。19423月,刘流、郑震(后脱党)、曾金全等人,先后加入了党组织。

正当桂师党支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国民党桂系集团公开追随蒋介石反共,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强行撤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迫使桂林《救亡日报》停刊,封闭了《新华日报》桂林门市部及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整个形势出现了大逆转。校长唐现之因坚持民主办学而遭到嫉恨,国民党说“唐现之包庇共党”,迫使他于194110月离开桂师。

194279日,国民党广西当局开始全面搜捕共产党人,致使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七人被捕,广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史称“七·九”事件。广西省工委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一面迅速设法把已暴露的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转移隐蔽起来,一面设法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七·九”事件后,桂师的党员绝大部分撤离,为了坚持党在桂师的工作,毛文彦在撤离桂师时,与肖雷商量,决定发展邓崇济入党。是年8月,邓崇济加入党的组织。并指定邓崇济与未暴露的党员曾金全、郑震成立党小组,邓崇济任组长。

1942年下半年,重新恢复和调整校、班的核心领导小组,为了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阳雄飞和党小组经过研究,以同乡会的形式开展工作。是年冬,省工委将桂师学生党组织交给阳雄飞领导,继续在校开展工作。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桂师党小组坚决执行中央“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曾一度暂停组织活动。

桂师进步青年的积极活动和党组织的成立,对灌阳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步青年和党员纷纷转移到全灌地区工作,为中共灌阳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中共灌阳小组的建立

 

1943年春, 桂师的党小组派遣郑震到全州绍水乡,做开辟全(州)灌(阳)地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同去的有进步青年傅一屏(灌阳人)、张先珏等人。是年夏,党小组研究决定,为开辟全灌地区工作,除了全灌籍的桂师同学外,尽量多动员一些外籍的同学到全灌地区工作。

7月,党员毛文彦、曾金全(泉)、邓崇济、郑震等4人先后到全灌后,慎重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经毛文彦[26]介绍,刘心潜加入党组织,经邓崇济介绍,谢敦俊(谢雄平)、唐志敬等人加入党组织;经吴腾芳介绍,文良儒加入党组织。8月,分别组成了灌阳、全州两个党小组。灌阳党小组有党员曾金全、郑震、毛文彦、曾金全等4人,由曾金全任组长。党小组直属桂东北特派员领导。中共灌阳小组是灌阳的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灌阳的革命斗争,开始干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灌阳的革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

灌阳党小组建立后,组织党员学习有关文件和党的基本知识,分析形势,确定工作方针;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愈来愈露骨的反共,不断谋害共产党员的严峻形势,规定党员之间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

11月,以邓崇济办毕业酒的名义,在其家乡全州百板洞召开全灌地下党小组会议,研究如何以公开身份进行合法斗争,团结周围进步人士,壮大自己力量等问题。考虑到当时人员有限,经验不多,决定两个党小组集中在一起工作。此后,党组织即以举办补习班、毕业会、入户走访等形式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

1944年春,全灌党小组在全州两河乡大田村举办文化补习班,由曾金全、邓崇济负责,党员杨洁英和进步青年傅一屏、肖友龄等任教师,招收贫苦青年40多人入学,并以此为掩护,有选择地对一些知识青年和学生进行国内国际形势教育,宣传党的基本知识、以及马列主义理论,介绍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抗日经验。

4月,日军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向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战场出现大溃败的局面,广西形势危急。5月,全灌党小组在全州大田村以桂师同学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党员外,有进步青年30余人(主要是桂师生)。曾金全作了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介绍全国各地抗日斗争经验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做法,研究广西沦陷后全灌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提出了行动计划。会后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会议情况。

 

第三节  中共灌阳特支的成立及其活动

 

19445月,日军发动湘桂战役,长沙、衡阳等城市相继沦陷,桂北告急。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级党组织以党员为核心,发动革命青年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7月上旬,桂师成立了“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简称“桂师暑宣队”),到达灌阳开展宣传活动。

8月,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形势日趋紧张。为了组织抗战,中共广西省工委政治交通员肖雷,到全灌地区检查、布置党的工作,肯定了全灌党组织关于开辟全灌地区党的活动、在敌后进行抗日斗争的计划及所做的工作。在灌阳县城表证中心校(现灌阳县直机关第一小学),肖雷传达了省工委书记钱兴关于在全灌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区的指示。为加强全灌地区党的领导,便于全灌党组织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上级党组织决定,将灌阳党小组和全州党小组合并,成立中共灌阳特别支部委员会(习惯简称灌阳特支),由邓崇济任书记,文良儒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全州、灌阳两县党的工作。所属党员有邓崇济、文良儒、何彦常、刘心潜、谢雄平、唐志敬。邓崇济负责特支的全盘工作和分管全州方面的工作,文良儒分管特支的组织工作和灌阳方面的工作。

不久,肖雷在大田村主持召开会议(即“大田会议”),传达了省工委关于地下党要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保卫家乡的指示。

会议做出决定:(1)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全体党员和进步青年回到各自的家乡后,配合“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开展宣传;(2)将在全灌地区工作的外籍干部和在铁路以西工作的干部撤到全州以南及灌阳等地,为组织抗日武装作好准备;(3)派陆绍双回立田村成立抗日自卫队;(4)加强统战工作。派邓崇济、谢敦俊、谢敦尹、杨庆祝、和治刚等人,利用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灌阳县县长唐资生的师生和亲友关系,争取参加县自卫队,进行抗日工作。会后,党员都积极到各地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和做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其武装的统战工作,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组织。

 

 

 

 

 

 

 

 

 

 

 

 

 

 

第五章  抗日武装斗争

 

 

第一节   灌阳沦陷前抗日政策的宣传

 

1944年初春,党组织在全州大田村举办的文化补习班,向贫苦青年宣讲抗日形势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曾金全、邓崇济等亲自给他们上课。

19447月末 , 中共灵川特支副书记、桂师党组织负责人吴腾芳组建的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50多人来到灌阳,在灌阳特支的积极配合下,演出《农村曲》等戏剧,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吕梁礼赞》、《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还进行现场抗日演讲。桂师暑宣队通过戏剧、歌唱、演讲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在县城、新圩、文市等地,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唤起民众,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争取绝大多数人支持抗日、参加抗日,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还向群众发放毛泽东、朱德等人有关论述抗日的书籍,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人民战争》等及党内油印小册,并深入到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自卫队士兵当中访贫问苦,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不抗日当亡国奴的痛苦,为他们演出解放区抗日的戏,唱解放区的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忱,鼓舞其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士气。通过宣传,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武装人员的思想觉悟和自觉参加斗争的信心。党的宣传,群众的积极响应,为建立抗日队伍,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  开展统战工作和组建抗日武装

 

19449月,正当日军入侵广西全州、灌阳之际,中共灌阳特支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为了争取全灌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中共灌阳特支,积极加大统战工作力度,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其武装合作抗日,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爱国进步青年为骨干,先后组织起全州大田抗日自卫队、田美抗日自卫队、石塘抗日自卫队、东山抗日政工队、全县学生抗日游击队、灌阳抗日政工队、立田抗日自卫队等七支抗日队伍。将驻扎在灌阳东山的三支队伍挂上全州恩德区自卫联队的招牌,大田抗日自卫队改为恩德区自卫联队新编抗日二中队,由中共灌阳特支书记邓崇济任队长。

一、灌阳抗日政工队

灌阳县县长唐资生,在政治上比较开明,抗日的态度也比较坚决,为中共灌阳特支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9月,通过统战工作,征得唐资生的同意,在灌阳县自卫队第三大队成立抗日政工队。灌阳抗日政工队组建后,由中共党员郑震担任队长,主要成员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有队员20人。

11月,傅一屏接任队长,孔忠任副队长。王介民、苏昌期、范绍荣、范隆平、范隆安、陆绍双、黄荣誉、郑曙新、孙觉、陈晃生、戴德隆、黄树民、范业勋等进步青年,都先后参加政工队。政工队成立后,战斗在县内的广大乡村。他们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另一方面坚持主动出击,多次抗击日军。

1944年冬,抗日政工队与县挺进支队司令部政训处下设的政工室合并。19453月末,日本侵略军退出灌阳后,原灌阳抗日政工队人员遵照中共灌阳特支的指示和安排,全部撤出县挺进支队,分别转入教育部门或农村,以职业和工作为掩护,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做团结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二、立田抗日自卫队

19446月,桂师进步学生陆绍双根据桂师中共支部书记吴腾芳的布置,到全州大田村,与中共灌阳特支取得联系,并受其指示回到其家乡立田村,从事抗日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7月,陆绍双在家乡立田村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很快地得到了全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青年农民陆俊元、陆俊益、陆玉勇、陆绍述、陆俊提、陆超概等人踊跃报名参加抗日队伍。8月,队伍组织起来后,命名为立田抗日自卫队,大家一致推举陆绍双担任队长,陆俊益担任副队长,有队员20多人。

922日,立田抗日自卫队便开始以立田村为据点,充分利用人熟地熟等有利条件,拿起当年红军送给他们的武器弹药,打击日本侵略者。灌阳县城沦陷后,立田抗日自卫队多次抗击日本侵略军,打击敌人的侵略气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1月,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日武装力量,立田抗日自卫队与国民党全州县政府深浦源办事处自卫大队第三中队合并,开展抗日斗争。12,中队解散,立田抗日自卫队的枪全部归还立田村。

三、文良儒在芝麻湾组建的抗日队伍

9 月,中共灌阳特支副书记文良儒回到家乡——瑶上村芝麻湾屯,组建抗日队伍。通过宣传发动,组织了近20人枪的抗日队伍。18日,日军占领文市一带。同月的一天,文良儒在瑶上村芝麻湾开展工作时,不幸被突然而来的日军抓住,当作挑夫,押往全州。在途经第四区(今新圩乡)新卫大桥村附近的天堂坪石人山下时,文良儒等人奋起反抗,欲摆脱日军,被日军开枪杀害。

文良儒[27]牺牲后,瑶上村芝麻湾屯抗日队伍,因失去了领导者而自行解散。

 

第三节   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一、日军入侵灌阳及其暴行

1944918日,日军第11军第13师团入侵灌阳,日军联队本部设在文市。在日军进入灌阳之时,国民党灌阳县政府迁至沙罗源(现灌阳镇仁合村),同时在泡江村(现水车乡泡江村)设立办事处,县民团自卫队主要分守在沙罗源、泡江等地。

919日,日军第13师团派遣了以各兵种联合支队(步兵第104联队第3大队、山炮1个中队为基干)为主的情报队到灌阳,调查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防线,以选择宜于作战的路线。

920日,日军联合支队,零时出发,奔袭灌阳县城。国民党县民团自卫队与之进行短时间的阻击,县民团自卫队随即撤退。下午4时,日军侵占县城。

日军侵入灌阳后,先后在文市、月岭、县城、江口、毛竹漕等地组织维持会,利用维持会为其探听国民党军的行动情况以及抓夫、征工、征料。日军主力部队撤离灌阳县境后,留下一小股日军,利用维持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日军入侵灌阳,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烧抢财物,种种残暴行为,令人发指。他们用木头绑在人身上,成群的日军在上面踩,名曰“踩杆”;用开水灌进人腹中,名曰“洗肠”;一个日军将小孩抛至空中,另一日军用刺刀去接,名曰“抛刀”等。

920日,日军占领文市镇月岭村后,在村前宝塔山下的大洞背、小洞背,惨遭杀害的老百姓就有20余人。村民唐真合被日军抓住后,将其剥光衣服,两手扳直,再捆上一根木头,推倒在地,然后叫成群的日军在其胸腹上来回使劲踩杠,直踩得唐真合嘴里吐粪便,痛苦至死。

930日,日军到新街乡邓家村抢劫时,抓住村民苏国清,将其吊在村口一棵大柳树下,不断毒打。后又用开水灌进苏国清的嘴里,用点燃的香炷,往其身上灼,再用刺刀往其身上乱戳。最后,苏国清被日军残忍地砍成四瓣,挂在树上示众。

在观音阁乡,日军抓住一个叫唐一妹的姑娘,她当时背着三岁的侄儿,一个日军,抢过小孩,抛至空中,另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去接,孩子落在刺刀上,身子被穿透,鲜血直流。在盘江杨家村,一个老太婆看到日军来了急忙躲进窖里。日军见状,用滚开的水倒进窖里,逼老太婆出来后,日军用烧红的铁夹将老人活活烙死。

10月,日军在崇顺堡的盘江、阴江、吹火岭等地抓了几十个妇女,集中在大井塘村蒋姓祠堂里,用刀枪逼着她们脱光衣裤,裸体排队跑步。在文市镇月岭村,被日军从各地抓来的“花姑娘”关押在村里的一个大院里,供他们发泄兽欲。日军还用刺刀逼迫当地村民去奸污自己的姐妹。在会湘村,范某某之母和三名妇女被日军赶进班庄岩洞,遭到奸污后又被活活烧死。在叶官村何家屯,8个日军轮奸了妇女贺某后,还在庙门前抓走了六个妇女。其中一名妇女被日军轮奸后昏死过去。日军的野兽行为,真是罄竹难书。激起了灌阳人民最强烈的愤慨,纷纷起来反抗和打击残暴的日军。新卫村钟家屯村民钟兴文在知到日军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后,气愤填膺,孤身一人,杀死了一个日军。

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收缩战线,19453月底,日军开始撤离灌阳,老百姓才回到被破坏了的家园;同年61日,日军在撤退时,又途经灌阳,并占领县城。3日,日军撤离灌阳,灌阳县再次光复。

二、抗击日军的斗争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不甘做亡国奴的灌阳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日军占领灌阳的近一年时间里,中共灌阳特支领导下的立田抗日自卫队和抗日政工队主动出击,在都庞岭、海洋山之间,袭击日军,给日军有力的打击。

板桥铺战斗  19449月下旬,在板桥铺的大路上,国民党灌阳县民众自卫总队一个中队60余人,与路过的日军100多人遭遇,双方发生交火。激战之时,离板桥铺不远的立田抗日自卫队闻讯后,跑步前往增援,与县自卫队并肩战斗,抗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日军不敢恋战,趁天黑时,往县城方向逃窜。这次战斗击毙日军2人,伤敌多人,缴获战马1匹和一些军用品。

龙塘伏击战  194410月初的一天,立田抗日自卫队经侦察得知夜晚有日军往县城方向运动,立即决定在龙塘亭子大路西边伏击日军。当晚10时许,40多名日军进入立田自卫队的伏击圈时,枪声齐鸣。由于天黑,日军只稍作抵抗,就慌忙撤离。战斗中击毙日军1人,伤2人,缴获部分军用设备和其它军用物资。

李桂屋村伏击战  19449月下旬,抗日政工队经侦察得知,日军经常到李桂屋村(今灌阳镇福星村)一带抢劫财物,强奸妇女。22日,抗日政工队决定打一次伏击战,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激励群众抗战斗志。

1011日,抗日政工队接到群众报告,说日军将于次日到李桂屋村一带抢劫财物。抗日政工队通过统战关系,与县民众自卫总队第3大队联系,请他们派一部分兵力配合政工队作战,共同抗击日军。12日天还没有亮,抗日政工队与县民众自卫总队第3大队到李桂屋村山下埋伏。11时左右,大约1个分队的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伏击圈。一时机枪、步枪齐开火。日军遭袭后,立即组织抵抗。由于日军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发动攻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狼狈撤退。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日军6人,缴获步枪4支。

八道水遭遇战 李桂屋村伏击战结束后,灌阳抗日政工队分析日军会再派大部队前来报复,决定将抗日政工队立即转移,并动员李桂屋村的群众疏散物资,到山里隐蔽。

1013,抗日政工队向灌江东面的山区转移后,日军调来大部队,到李桂屋村进行报复性“扫荡”,把一个30来户人家的村子全部烧光。由于抗日政工队走的是羊肠小道,行军速度比较慢。中午时分,当抗日政工队行军到八道水附近山区时,与搜山的一部分日军遭遇。抗日政工队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对日军进行阻击。日军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摸不清情况,不敢恋战。半小时后,日军仓皇撤退。抗日政工队再次击毙击伤日军5人。战斗中,政工队战士孙觉身负重伤,最后光荣牺牲。

潮水庙村战斗  19451月下旬,群众报告日军30多人到潮水庙村强抓妇女、抢劫财物,群众上山躲避。立田抗日自卫队紧急集合,队长陆绍双带领一个小队从正面山上往下袭击日军,副队长陆俊益带领一队人从右侧迂回袭击日军。一时枪声大作,打得日军不知所措,慌忙丢掉抢来的财物逃回新圩据点。这次迂回之仗,夺回被日军抢劫的物资计有:猪3头,衣服、被子、布匹4担,鸡、鸭100多只及其它物资。立田抗日自卫队当时就将这些物资归还群众。

瓜子槽山袭击战  1945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立田抗日自卫队侦察得知有较大部分的日军开往灌阳县城,决定袭击日军。立田抗日自卫队及时埋伏在通往县城道路旁的瓜子槽山上。

上午10时许,300多名日军进入伏击圈,自卫队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烈交火,日军慌忙抢占制高点,实施反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立田自卫队又无重型武器,为防止日军三面包抄夹击。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后,立田自卫队主动撤出战斗。撤退时,队员陆俊田牺牲。此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3名。

党领导的灌阳抗日武装斗争,虽然没有给日军以重创,但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体现了中共灌阳地方组织,不畏强敌,积极组织民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体现了灌阳人民抗击外敌,不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有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勇士壮烈牺牲,何彦常[28]就是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