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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灌阳历史(1924—1949)

2011-11-03 16:30:00 

 

 

 

 

 

  

 

 

 

第一编  党在大革命时期

 

19247--19277月)

 

 

 

 

 

 

 

 

 

 

 

 

 

 

 

 

 

 

第一章  广西农运对灌阳农民运动的影响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后灌阳的社会状况

   

一、近代灌阳人民的反抗斗争

灌阳县位于广西的东北部,东与湖南省的道县、江永县交界,南与恭城县相连,西与兴安、灵川两县毗邻,北与全州县接壤。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建县,称观阳县,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改称灌阳县;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由湖广(今湖南省)永州府划归广西,隶属广西布政使司桂林府。位于东部与湖南省交界的雷口关、永安关、高木关、清水关等成为重要的省际关口。

1912年(民国元年)建立中华民国,1913年废府设道,灌阳县隶属广西省桂林道(后改称漓江道),1926年,隶属广西省第八行政区。民国初年,全县置3区,设19堡。其中一区辖观音、江口、东秀、仁江4堡;二区辖狮子、龙山、月山、盐俊、崇顺、峰秀6堡;三区辖赤板、下坪、官平、大营、璃碧、昭达、望月、唐文、巨岩9堡。另有大源、沙罗源、上下崇顺里、大荆源、盐田源、东山、西山等15个瑶民聚居村落。全县总计17535户,总人口91908人。县内有汉、瑶、壮等多个民族聚居,以汉族最多,瑶族次之,还有其他壮、回等少数民族。

1840年(清道光19年)前,灌阳社会经济处于封闭的状态,属于典型的农耕经济。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屈辱地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国家日渐衰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西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点地区之一,西方殖民主义由沿海向内地发展,深处广西东北一隅的灌阳,也未能幸免于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鸦片大量的涌入境内,老百姓深受其害,加之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由于清朝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允许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劳工,汤明查在1864年(清同治三年)成为第一个被用“卖猪仔”的方式,由澳门口岸出国卖至古巴当劳工的灌阳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自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灌阳人民曾进行过长期的反封建统治的斗争。1853年(清咸丰二年)3月,太平天国起义军一部在何贱苟率领下,进攻灌阳县城,掀起了武装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继太平天国起义后,广西又爆发了天地会起义,号称“红巾军”。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率军攻克灌阳县城,并于1854109日在灌阳建立了号称“升平天国的农民政权,奉“太平天德” 年号。在灌阳人民的支持下,他们以灌阳为中心,与清庭对抗,转战于湘桂的道县、江永、全县(今全州)、恭城、平乐、富川等县。在红巾军的影响下,灌阳大荆源(现黄关镇正江村一带)瑶民千余人揭杆起义,联合红巾军攻打清军,震撼了清朝地方政府和官吏及豪绅。红巾军与灌阳人民在长达8年的抗清斗争中,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地方封建统治,充分显示了灌阳人民勇于反抗的革命精神。

二、灌阳人民的苦难生活

191110月,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爆发了辛亥革命,广西的革命党人和各族人民纷纷响应,梧州、桂林、南宁等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宣告结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各民族人民的悲惨命运。灌阳人民仍然生活在贫穷、动荡的社会之中。

1919年到1925年,广西新旧军阀混战不休,政局混乱,加之匪患较多,人民不能安居乐业。1919年,广西省统领沈鸿英部北上投奔军阀吴佩孚,赣军李明杨部在灌阳进行截击,两军在官塘的关口上进行激战。1921年,灌阳的多股土匪肆虐乡里,攻打灌阳县城,赶走县知事王肇祁,盘踞县城数月,并强征赋税。是年冬天,从恭城县窜入的土匪赵白圭(赵老水)自称统领,带领所部在县城西部的土桥头与赣军激战3小时,赣军失利后退往全州,赵白圭占据灌阳。为了扩充势力,补充给养,赵白圭竟公然允许部下大掠3天,致使县城商户居民被洗劫一空,无一幸免,迫使县知事平宝善弃职而去。赵白圭霸占灌阳一年左右,大势征收钱粮,肆意杀人,采用剖腹的办法,处死抗命者,最多一天杀害13人,给灌阳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了滔天罪行。

1924年,孙中山出师北伐,从赣军调来一个纵队,将赵白圭驱赶出灌阳。后来,军阀陆荣廷派谭占荣与沈鸿英部又激战于灌阳。灌阳战事频发,商业遭到空前浩劫而日渐萧条,社会经济更加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艰难。

灌阳处地偏僻,陆路交通非常落后。因无公路,人员来往,走的是古道、山路,物质运输都得靠肩挑马驮。灌阳最大的河流灌江,流经全州,并入湘江,作为灌阳唯一可以运载大批量物资的通道,是灌阳的主要交通运输线。由于交通与信息相对闭塞,灌阳与外界接触不多。

灌阳除城镇有极小部分手工作坊外,工业、企业是一片空白。在农业经济中,灌阳绝大部分土地被极少部分地主占有。据19261927年期间灌阳农民运动最早兴起的团结乡蚌泥村(今灌阳镇仁义村唐家屯)调查统计,全村37户,耕地总面积442.4亩,其中水田面积205.4亩。在这些耕地中,两户地主占有水田115亩,占水田面积的55.97%;旱地123亩,占旱地面积的51.9%。贫农28户,共有水田8.2亩,仅占水田面积的3.99%,旱地23.3亩,占旱地面积的9.8%。雇农2户,仅有旱地1.8亩。中农4户,占有水田12.2亩,旱地15.9亩。富农1户,占水田70亩,旱地73亩。从各阶级占有土地情况看出,占农村户数13%的地主、富农,却拥有70%左右的土地。

农民除了受地租、高利贷的剥削以外,还要忍受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1927年,崇顺堡(今观音阁乡、洞井瑶族乡)鲁塘乡安良团抽捐:每头牛捐钱600文。猪捐分甲、乙、丙三等抽钱,甲等抽钱7200文,乙等抽钱3600文,丙等抽钱1200文。同时还要按户抽猪捐,每户抽钱400文。有办农务的,每户捐钱500文。种烟的,每户抽钱200文。由此可见,苛捐杂税之多,致使人民的负担极其沉重。

19261927年,灌阳连续发生严重的病虫灾害和旱灾,盐俊堡(今黄关镇一部分、西山瑶族乡)、狮子堡(今黄关镇中秀村一带)、龙山堡(今新街乡葛洞、龙炼、龙云一带)、江口堡(今新街乡江口、青箱、叶光等村)、观音堡、城厢(今灌阳镇仁江村一带、城关村)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兴秀、葛洞、胡家、莫家等村的多数农户颗粒无收,广大农民群众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

在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残酷剥削下,灌阳人民饱受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之苦和兵灾匪祸的残害,遭受自然灾害而又得不到救济,内心深处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反抗情绪。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灌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要土地、要生存、要斗争,逐渐成为灌阳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三、灌阳新式教育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灌阳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开始兴办县学,是广西兴办县学最早的县。隋唐以来,历朝都建有县学和私塾;明洪武八年(1375年)始建社学,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兴办义学,乾隆元年(1736年)创立龙川书院。义学和书院的兴办,对文化的传播和对人们教育,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清朝末期,清政府推行“新政”,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龙川书院改为县立两等小学堂,私塾改为初等小学堂。1909年(宣统元年),灌阳共有小学58所。

1921年(民国10年),灌阳创办了私立女子小学、县立女子完全小学、下乡区立高级小学、黄牛市区立高级小学、城厢区立高级小学及初级小学46所。县内中学创办较晚,1937年,灌阳才创办县立国民中学。因此,此前的灌阳高小毕业生,要想进一步升学深造,只能到桂林、全州等地去读中学。因行政区域上的关系,灌阳的莘莘学子们,大多数前往桂林读中学。在外地求学的灌阳学子,更多地接受到了新知识、新思想,有了寻找革命道路的理想。

1918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爱国主义运动很快波及到桂林各县。5月,一些在桂林读书的灌阳籍学生,参加了桂林学生爱国会组织的活动,回到县城发动各界群众声援北京。县内各界群众纷纷响应,加入到抵制日货的潮流中。

五四爱国运动,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曙光。1922年,孙中山先生率军北伐,以桂林为革命的大本营,加快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之后,广大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通过对辛亥革命的思考,积极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灌阳的一部分有志青年,开始接触到新的思潮和观念,特别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思想觉悟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教育。文庄[①]、蒋赤魂[②]等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代表。

1923年,蒋赤魂、蒋澄、蒋元等人考入广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学址在桂林)。学习期间,认识同在桂林读书的文庄,成为好友。他们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第二节  灌阳农民运动的兴起与高潮

 

一、广西农民运动对灌阳的影响

19241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两党统一战线在广州正式形成,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改组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广东、湖南等省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极大地影响到统一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桂系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统治集团。同时,桂系集团结束了广西多年的军阀混战局面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桂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利用国共合作的机遇推动农民运动。由于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实现,为灌阳的农民运动营造了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19263月,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西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支持下,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掌握的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正式成立,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并在南宁开办了两届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300多名农运干部。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在政治上相对较开明,能够容纳各种先进思想文化和革命进步人士,更利于在灌阳开展革命活动。

在广西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国民党灌阳县党部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筹建农会组织,除在县党部内设立农民部外,还组建了农民协会筹备处,委任开明人士吕先觉、周贤、王青赐为筹备处工作人员,并选派王化洽、方荣、蒋径等6人参加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学习班学习。

19275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分派在“农运”讲习所结业的25名学员到灌阳任农运指导员,指导农运工作。同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选派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中共党员苏鸿基到灌阳指导党务。在县教员养成所和民众大会上,李任仁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苏鸿基在灌阳期间,则利用协助县党部指导党务工作的机会,积极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性质和意义,阐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具体做法。后来,从广州派来的农运工作员杨奇,在城关农协会召开的农民大会上介绍广东农民运动情况。

由于广西农民部的指导,为灌阳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具体的操作经验。

二、农会组织的成立

“盟心会[]” 组织的成立及活动  19247月,蒋赤魂在广西省立三中毕业,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与蒋澄[④]、蒋元[⑤]从桂林回家乡德里村,他们路经观音阁、云台寺等地,他们一边宣传革命道理,一边动员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打菩萨。他们一路行动,一直打到县城,动员群众打烂菩萨无数。从思想上,解开了封建思想一直对人们的禁锢,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回到村里,他在德里村创建了一个以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组成的组织——“盟心会”,有会员25人。“盟心会”的宗旨是以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强暴,扶助贫穷弱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目的。“盟心会”成员在蒋赤魂的带领下,解放自己,破除封建迷信,打倒菩萨,积极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5年夏,中共党员文庄回到灌阳开展革命工作。他和蒋赤魂在县城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支持“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还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揭发文实甫、唐伯康、文思安等豪绅的罪恶。“盟心会”的成立,是灌阳建立农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开端。

文庄、蒋赤魂等进步青年投身革命  在支持“五卅”运动以后,文庄进入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文庄在校期间,是校内中共组织开展活动的骨干,并主编过党的刊物《支部生活》。1925年下半年,蒋澄考入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蒋赤魂等人组织“盟心会”的成员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1926年初,蒋赤魂没有接受国民党灌阳县县长的聘任,准备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他遇到了蒋澄、蒋元俩人,三人拿着文庄和裴邦涛开据的介绍信一同前往武昌,去找恽代英,要求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读书。当他们赶到武昌时,军校已经上课两个多月。于是,三人就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随营教导团(即恽代英教导团)炮兵科学习。

农民协会的建立  1926年夏,国民党灌阳县党部设立农民部和县农协筹备处,委任吕先觉为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主任,周贤等为委员。灌阳县农协筹备处成立后,积极宣传由国共两党合作颁布的有关“二五减租政策,各农协具体制定减租章程和地方治安法规。农协会章程制定后,报经县党部批准备案。农协会按县农协会公布的《会员名册立案暂行章程》颁发会员登记证。乡农协设正、副委员长,行使农会一切权利。

192667月间,吕先觉、周贤等率先在县城东北街一带建立了灌阳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城厢农民协会,入会农民有100余人。不久,县内各堡、村农协会相继成立。7月,一区、二区(当时全县分3个区)有23个村成立了农会。其中有崇顺堡(今观音阁乡、洞井瑶族乡)的观音阁、桃花、大椅、鲁塘、桂平岩、罗家坪等村,盐俊堡(今黄关镇一部分、西山瑶族乡)的盐塘、茶源、龙吟、黄关等村,狮子堡(今黄关镇)中秀村,龙山堡(今新街乡)的葛洞等村,城厢区(今灌阳镇)的仁江、莫家、胡家、仁合等村。有19个村实行了“二五减租”[⑥]5个村建立了农仓。三区(即下九堡)很多村也相继成立了农会。其中有下坪堡(今新圩乡)的新圩、长度等村,璃碧堡(今水车乡)的水车、德里、修睦、大营等村,昭文、巨岩堡(今文市镇)的文市、西就、桂岩、会湘等村。到8月,县内先后建立了60多个农民协会,拥有会员3000多人。农协会员是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各村农协会成立以后,积极响应广西农协的号召,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反封建的斗争,实行“二五减租”,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三、农民运动进入高潮

灌阳县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开始组织起来,挺起腰杆做人了。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灌阳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力量日渐壮大,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农民运动进入高潮。

开办“宣传员养成所”和培养农协骨干  1926年夏,在观音堡罗家坪成立“宣传人员养成所”,人员由各农会选派,20多人参加培训,接受新思想教育,学习如何具体开展农会的活动。通过培训学员,掌握农民运动的方式方法,组织农民开展活动。

9月,省农协要求各县选送学员27人,到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灌阳县选送了王化洽等6人,前往南宁参加学习。学员结业后回到县内组织农民,开展农民运动,进行减租减息和反封建的斗争。

县农协会成立初始,土豪劣绅文欧苏企图破坏农民改选官办农协,在县农协委员卿华臣的组织带领下,发动数百农民起来与其展开斗争,将文欧苏拿来游街,并要求县政府将其法办。在农协会强大的压力下,县政府最终将其关押。这是农协会第一次取得反对土豪劣绅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灌阳农民的革命士气。

同年秋,秀江源农协会100多会员,在吕先觉的带领下,手持红旗,列队前往县城进行示威游行,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实行“二五减租”,争取给予农协会政治上的权利,要求参与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事务。县政府官员被突然而至的游行队伍弄得手忙脚乱。斗争的结果,县政府答应农民提出的“二五减租”的要求。

一切权利归农会,农民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和组织,终于有了当主人的自豪感。而农民运动的骨干,在整个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减租减息活动不仅触动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农民要求政治上平等,震动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农民的声威,使国民党右派、灌阳县知事胆战心惊,对蓬勃而起的农民运动,不知所措。正如国民党桂林区办事处主任黄同仇,在其19277月写的一份报告中所述的:“欲使有农会之农民,仍如无农会时之恭顺,则绝不可得也。地主在昔受农民之恭顺,现在农民偶成天之骄子,藐视一切,地主当感十二分之不快,而农民在昔受地主之压迫,一旦觉悟,当然亦不免愤愤于衷”。

开办夜校、识字班  为了解决农民的识字问题,各地农协会相继开办农民夜校或识字班。学习内容主要是按照《农民识字运动大纲》要求进行传授。教材主要以《农民识字课本》为主,其中在课本里有一课是这样写的:“中华穷、中华弱,中华土地被人割,中华金钱被人夺。中华人呀!快快起来救祖国,救祖国。有的农协会结合本地风俗习惯,和当地的人文事迹或典故编写课本。如江口堡(今新街乡)青箱村苦竹山自然村开办的农民夜校,在自编课本里讲述了一个《是(柿)树不卖》的故事,说明不识字的害处。

王化洽被广西省农协分派到灌阳工作,担任农运指导员后,他在青箱村苦竹山自然村开办农民夜校,并兼任教员。他一共办了5期,学员达200多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千字文、减租减息、解放妇女、破除迷信、捣毁庙宇等。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他还在开办农民夜校的墙壁上书写了“打倒万恶军阀,肃清封建(余孽)、“实行剪发放足等标语。

灌阳各地农协会开办农民夜校或识字班效果最好的有城厢、莫家和青箱村苦竹山屯,每期学员在3040人。其他农会,都举办了不同规模的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农协会举办的夜校或识字班,受到农民的欢迎。农民通过参加学习,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懂得如何去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修建农仓  在广大农村中,佃农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直接遭受到地主沉重的地租剥削。减租减息对广大农民来说,是最受欢迎的。它既在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生活。减租减息是一项切合农村实际的、调动广大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重要活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内容。

1926年夏秋,灌阳农民协会开始贯彻国民党联席会议关于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广西省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施行细则》和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农民部及其县农协筹备处备案的《二五减租减息》实施决议。这些政策的实施,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同年冬天,由于有农协会的坚强领导,全县大多数地区都实行了二五减租。田租一般分为佃种田和本份田(公田或庙田等)。佃农佃种的水田,原来的每一工田交租谷5桶;通过二五减租后,每一工田交租谷3桶半;本份田所交的租谷,相对要少一点,但减租比较普遍。其中有19个村的农协会在实行二五减租运动中做得比较彻底。全县通过二五减租运动后,农民普遍得到了实惠。

农协会实行减租、退抽后,广大农民的生活虽有好转,但是,每到青黄不接时节,不少农户仍闹饥荒。为了帮助农民度过饥荒,一些农会组织要求当地的地主开仓借粮食,或者平价粜粮。如崇顺堡(今观音阁乡)文明村农协会,要求地主刘和卿磨了一批米,拿到市场平价出售。有的村还建立了农仓。农协会把村里原有的义仓、村仓、族仓、学田、义渡等的积谷接管下来,由其掌握借贷。东秀堡(灌阳镇)鹤龙村、观音堡(今灌阳镇)仁江村等,都采取了建义仓、族仓的形式,拯救饥民。这些做法大大方便了农民度荒,减少了高利盘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而深受农民的欢迎。

破除封建迷信,争取妇女解放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灌阳农民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反压迫,在经济上进行了反剥削的斗争,而且在思想上进行了反封建迷信、反封建礼教和提倡妇女解放的斗争。灌阳农协会带领农民掀起了砸毁菩萨和破除封建迷信运动。灌阳县最大的寺庙云台寺,在云台乡(原为狮子堡)农协会的带领下,把云台寺的菩萨推倒,将云台寺的房屋作为云台乡农协的会址,还在寺院里创办了一所培英学校。全县90%以的上农民协会,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破除封建迷信、捣毁寺院菩萨的活动。

在提倡妇女解放方面,灌阳还成立了县妇女联合会组织,谢贤陶任负责人。县妇女联合会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和买卖婚姻,提倡妇女解放,维护女性的权益。一些地方在成立农协会的同时,还成立了妇女协会或妇女宣传队。妇女组织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和“二五减租”的斗争,并在全县掀起了“毁除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争取妇女解放”活动。许多妇女开始觉悟起来,剪短发,放长足,争取婚姻自主。这一时期,女性自主婚姻和解脱不合理婚姻的较多。后来在新街、黄关一带流传着一首歌谣:“公元一九二六年,灌阳闹起大革命,村里成立农协会,二五减租打菩萨。这件事情莫讲他,单讲女子剪头发。剪了短发不知羞,许多女子想自由。爹娘莫管女崽家,只选人才不选家。”这是对农民运动期间,妇女求解放、争自由的真实写照。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很多青年女学生走上街头,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在县城读书的谢佩等女生,积极投入到街头宣传、打菩萨等革命活动,带动女性留短发,争取妇女婚姻自由。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妇女的地位和权益,促进了全县妇女解放。

下九堡农民运动取得斗争胜利  由于广大农民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在经济上直接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以至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十分仇视农民运动,他们时刻都想夺回失去的利益。官平堡瑶上村劣绅陆树昆等人,为此设计陷害农民,他们暗地勾结官吏,假借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名义,包办鸦片烟税,再通过手段哄骗农民种植罂粟。

1927年春,罂粟生长旺盛时,陆树昆等人又暗中禀报到县政府,县知事韦连庆派团务局带兵前往文市,强令农民拔除罂粟,并以违反禁烟论罪,凡种罂粟者,每户罚款10块大洋。他们采取“阳产烟苗而阴苛重税”的办法,欺压百姓。农协会查知种烟禁烟均为陆树昆等勾结官吏所为,从中渔利,农民极为愤慨,因而激起众怒。同时劣绅、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再次激起众怒。

3月,下九堡数千农民,在农协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农协会骨干、养成所人员唐湖等人,会同昭达、望月堡农协委员,在月岭村鸦片烟馆内召开农会骨干会议,研究惩治陆树昆等土豪劣绅的办法。39日,农协会骨干唐克全等8人分头到官平、赤板、下坪、璃碧、大营、巨岩、唐文、昭达、望月各堡联系,发动农民在农协会的组织带领下,统一行动,定期集结文市。

11日,下九堡各村1万余农民,纷纷从各地出发,云集文市十工大丘,召开大会。农协会骨干唐湖、文继先当众揭露陆树昆玩弄阴谋,欺骗、诬陷农民的罪行,提出严惩土豪劣绅。随后,农民分别涌向瑶上、文村等村,捣毁假农协筹备处,打开陆树昆等6户土豪劣绅的家仓,没收其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农会组织农民冲进文市的江西会馆,收缴了前来镇压农民运动的县团务局人员的全部武装。

事后,土豪劣绅上告到县政府,新上任的县知事毛呈伯,不问青红皂白,将农民协会骨干押解省城审讯。此事激起了全县农民更大愤恨。县农协筹备处召开各堡农协会议,商讨对策。

715,派出文子宣等71人为代表,联名要求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查清事实,释放被押人员,严办土豪劣绅。819日,经省执委查明事实,释放了被押农民。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生动地表达了灌阳广大农民要求推翻封建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和当家作主的自豪心情。农民在争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权利和平等。农民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下九堡农民取得斗争的胜利,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唤醒了农民革命斗争意识,开启了灌阳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新篇章,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灌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7月)

 

 

 

 

 

 

 

 

 

 

 

 

 

 

 

 

 

 

 

 

 

第二章       农民运动及少数民族群众反抗

斗争的失败及其教训

 

 

第一节  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镇压

 

19274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国民党进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7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马日事变”。广西反动当局跟随蒋介石,在广西境内进行“清党”活动,逮捕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屠杀一批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破坏和摧残。地主、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趁机反扑,用威胁、哄骗、收买、加租、抽佃等手段来阻止和破坏二五减租运动。农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一、捣毁农协组织,破坏“二五减租”运动

国民党广西当局进行 “清党”的同时,对各县的农民协会进行清理整顿。10月,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委任周德昂等为改组委员会委员,实行改组清党。将灌阳县农协办事处主任吕先觉等人停职,县执行委员范楷、戴礼被迫辞职,并停止各级农会的活动。之后,又将吕先觉和委员蒋云航、卿哲臣、卿华臣等人关押起来。11月,国民党灌阳县党部撤销了各农协组织,拘捕农协骨干,收缴农会枪支。

面对国民党广西当局的“清党”和停止农会活动,农民都感到非常的气愤,各农会的主要成员都纷纷起来抗议。但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对农会的一部分主要成员以各种罪名,对其进行抓捕。城厢农协副委员长易锦洲、会员李清元,秀江源农协骨干鲁秀廷、倪斌甫、蒋合深、蒋少云,葛洞村农协会负责人邓寿春等人,被抓入狱。全县的农会组织被迫停止一切活动,“二五减租”也随之停止,农民运动失败。

二、文庄、蒋赤魂在湖南参加农运工作时牺牲

19278月,党的“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针对国民党右派的迫害,决定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文庄、蒋赤魂按照恽代英的指示,从事军运工作。9月,文庄、蒋赤魂与全州的唐崇悫、滕东垣,湖南省双牌县的张南雄等五人,受中共湘桂边区特委派遣[⑦],前往湖南省祁阳县参加武装起义和从事军运工作,并对盘距在阳明山区的唐淼、唐峨两股土匪进行教育改造,动员其参加革命。

他们到达祁阳的第二天,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刘东轩联系上,在浯溪寺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会议由刘东轩主持,大家听取了文庄所作的《当前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报告,讨论了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策动唐淼、唐峨两股土匪举行起义的步骤,决定了起义的细节、日期和负责人。由于全州县的司法官唐宋卿告密,说滕东垣是“危险分子”。1015日黎明,祁阳县警察局查阅了所有旅客的登记簿,看到了全州滕东垣的名字,在盘问搜查中,发现一封信件中写有“候货到齐,择日开张”。敌人以此作为口实,将留在百货公司旅店的文庄、蒋赤魂等五人拘捕。敌人对其严刑逼供,他们坚贞不屈、矢志不渝,严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组织。敌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决定将其杀害。1022日、24日,文庄、蒋赤魂等五人慷慨就义。

三、下九堡农民暴动

1927年夏秋,灌阳遭受大旱,境内河道干枯,大部分农民粮食歉收,有的农民更是颗粒无收,受饥挨饿的农民不断增加。但是,地主豪绅则饱食终日,置饥民的苦难于不顾,大发灾难财。各堡各村的农仓已为地方官吏和劣绅操纵,不开仓救济,加之奸商垄断市场,上市谷米、豆麦、油类、棉、麻等被压价收买,致使谷米价格昂贵,且极少上市。农民上山剥树皮、摘野果、掘草根充饥度日。

923夜,月岭村地主唐慎修准备偷运粮食至全州高价出售,牟取暴利。第二天,在月岭村沙平渡口和文村等地,被农协哨卡截获,将粮食没收归农会。

驻守文市村的县团务局第二队,随即以暴力干涉农会的合法行动,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各堡农协会的骨干会同商量,第二次召集数千农民,举行暴动,奋起攻打住在唐文堡江西会馆的县团务局,缴获步枪30余支。同时,又查悉官庄村地主何仲尧偷运粮食外销的消息,数千农民纷纷前往何仲尧家,破其粮仓,将全部财产没收。接着参加暴动的数千农民,前往月岭、水车等村,惩罚不法地主豪绅。

农协会骨干带领广大农民,以暴动的方式同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官吏的恐慌。灌阳县党部一面下令停止农协工作,一面命令县团务局派兵前往镇压。由于农会组织遭到破坏,缺乏有力的组织引导农民继续开展活动,下九堡农协会骨干唐伯年、唐风清、文彩章、何继明、何振昌、邓石古等人被逮捕,192810月,农会骨干唐伯年等6人被害。下九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灌阳当局镇压下去了。

在灌阳,在国民党党部实施“清党”和捣毁农会后,中共党员岑伯英以隐蔽身份曾一度出任灌阳县县长,进行过党的工作,私下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但不久离去。

1928年秋,灌阳各地农民协会被全部取消。后来,为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决定重建农会。1932818日,灌阳县遵照广西省农协的指示,重新组建农会,修改了农会章程,指导乡村农运工作。但此时的农会,完全掌控在地主、豪绅的手中,农民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更谈不上维护自身权益,农会完全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所利用。

 

第二节  农民运动的深远影响

 

灌阳的农民运动,自1926年夏开始成立农协会,到192810月农民运动的失败,虽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通过“二五减租”,广大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它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把革命的火种深深地埋进了农民的心中,唤醒了农民革命斗争意识,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生动地传达出广大农民要求推翻封建压迫和剥削,争取自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灌阳县农民协会的建立,标志着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能够挺起腰杆做人。农协组织的建立,开启了灌阳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篇章。

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农民要求减租减息,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这不仅触动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动摇他们的政治地位,憾动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农民的觉醒和声威,使国民党右派和灌阳县境内的土豪劣绅惊恐和恼怒。正因如此,灌阳农民运动的勃勃兴起,使农村充满了革命的气氛,为今后灌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三节  瑶民起义

 

一、瑶民的苦难生活

1915年,陆荣廷统治广西时,在全省进行了一次“清赋”,突然把瑶族地区的所谓“瑶粮”增加了数十倍,强迫交纳。1927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广西后,进一步加深了对广西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瑶族群众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惨重。灌阳的瑶民死一人要交安葬费二元四角,结婚要交一元五角钱,种田要水租,种地要地租,他们按种地的多少来标价。每年种的玉米、豆子等农作物,三分之二归地主所有。每年到1115日交48元一户作为租银。瑶民劳累一年只得三分之一的粮食。如有哪年租钱欠交,地主就将瑶民赶到其他地方。瑶族群众除受本民族地主的剥削外,还受到汉族地主的剥削。汉族地主阶级到瑶山村寨霸占大量山场土地,使广大的瑶族人民生活更加贫困。1932年灌阳北江瑶民盘子雄有10余亩山场,汉族地主范龙新称那山上的桐子树是他家的,因争执不清而打官,结果盘的家财耗尽,山场被汉族地主占去。同年,汉族劣绅姜超民在灌阳盐田五源[⑧]任团董时,肆意增加税捐,降低瑶区土产价格。如酒税,过去盐田源等三源,每月征收50银毫,后来只盐田源一源就增加到75银毫;屠宰税,由每月征收1066文铜,增加到70银毫;而瑶民卖出的桐油,由市价每桶3400文铜,降低到2000文铜[⑨],并且收购者不付现款,长期拖欠。在残酷的压迫剥削和掠夺之下,桂北瑶民终年辛苦,却难得温饱。有的瑶民一年难得吃上几顿大米饭,尝到油盐味;有的靠披蓑衣、盖稻草、烤火取暖度过寒夜。桂北瑶民流传着一首民谣,形象地概括了瑶民生活的惨状:“瑶家穷来真是穷,衣裳烂如苦瓜棚,丝瓜藤子作腰带,芋苗叶子作斗篷。”

瑶族人民面对如此悲惨的生活境遇,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们渴望推翻剥削阶级,实现“种大田,吃白米”的愿望。

二、革命思想对瑶民首领的影响

193048,凤福山[⑩]到其舅父家走亲,结识4逃荒佬。其中领头的名叫王彦清(王延清),自称是从湖北省汉阳而来。凤福山见王彦清说话客气,谈吐不凡,觉得其人不像“逃荒佬”,而像读书人,便热情地留他们食宿。当晚,王彦清与凤福山同睡一屋拉家常,言谈十分投机。王彦清询问凤福山的身世,凤福山直率地倾吐了自己五岁时父母双亡的苦难家史,还叙谈了瑶民如何受地主财佬、官家的欺压,以及打官司等情形,接着讲了他想“砍大树”[11]的心里话。王彦清对瑶家的苦难深表同情,赞扬凤福山是有骨气的人。王彦清向凤福山讲述了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并介绍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江西、湖南等省成立了工农红军,发动广大人民起来革命的事。说红军革命是为了打倒地主、土豪、恶霸、官僚和一切反动派,使穷人能翻身做主。凤福山听了非常兴奋:“这么说,王先生也是造反的人啰。”王彦清点头微笑:“是的,我还要去贵州。你还需要什么呢?”凤福山紧紧握住王的手:“瑶人需要的是下山,种大田,吃白米。怎么搞法,请王先生指教……。”王彦清向凤福山叙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主张,指出只有各民族受苦的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穷人才有好日子过。

次日清晨,凤福山诚恳地邀请王彦清到自己家里住一段时间,好多了解一些情况。王彦清让另外三个“逃荒佬”先走,自己随凤福山走进了瑶乡。凤福山又推荐王彦清结识了自己的侄儿凤福林、凤有林。王彦清同凤福山及其两个侄儿叙谈不少闹革命的事情。在十多天的交往中,凤福山了解了外面许多新鲜的东西,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彦清的到来,对凤福山等人后来发动起义,在思想上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1931年元月,红七军经过全州县城、灌阳的陈家坪、王道等村,去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听到此事,深深震动了凤福山、凤福林反抗压迫的心,也更坚定了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信心。

三、瑶民起义经过

1931年初,凤福山、凤福林、梁化龙、侯宗保等人分别在桐木江、沙罗源、连天源五龙庙以打“开天醮[12]”、“太平醮”、“宝醮”为掩护,筹措起义经费,制造起义兵器,组织起义队伍。

11月下旬,侯宗保、潘家祥在桐木江“打醮”七天七夜。“打醮”期间,侯宗保拿出一面长9尺、宽8尺的黄色大旗,插在神坛上,号召大小河江、泡江、合成、东山等地的瑶民骨干,筹集银圆和物质作起义费用。同时在五龙庙、桐木江打造各种武器。

1932年春,起义组织者对外宣称桐木江已出“瑶王”,并在瑶民中神秘地加以宣扬,以此引起瑶民的好奇心。在半年多时间里,灌阳、全州、兴安、龙胜、义宁、三江、永福、阳朔、平乐、荔蒲、蒙山、资源等地确良的瑶民,纷纷到桐木江朝觐“瑶王”。凤福山让赵明玉扮演“瑶王”,以布蒙头,坐在神坛上,指示瑶民回去佩带武器,重返桐木江举行起义。之后,四十八源瑶民相继进行打醮活动。

起义准备期间,地主财佬伍玉田、伍凤堂等人向官府告密说:“凤福山为瑶王,统带恭城、永明,联合八排、显岭,结合(灌江)东西两岸,与江西共匪联合同党,实行共产……”官府扬言要派兵进剿,33夜踏平桐木江,杀绝瑶匪。瑶民听到传闻,非常气愤。与此同时,盐田源民团劣绅姜超明(民)向官府诬告:“梁化龙在桐木江从了瑶王,要串通瑶民造反”。并与三区区公所联系,组织民团捉拿梁化龙。

梁化龙得知后,前往桐木江,向凤福山禀报。凤福山感到事态紧急,认为武装起义时机已到,决定起义。按照凤福林的提议,灌阳盐田源五龙庙是龙头之地,又有盘王菩萨保佑,是起义的好地方。9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全州的大源、大屋箐等村和灌阳南部盐田源(今西山瑶族乡盐塘村)一带2000多瑶民,武装会师于盐塘村的五龙庙,祭旗宣告起义。接着,瑶民起义领袖凤福山、凤福林领导起义军准备直攻灌阳县城。

91417日,在连天源的罗家坪和牛湾一带以鸟铳、大刀、梭标等武器与敌人大战44夜,到17日上午,击败了灌阳县派出拦截的民团常备队,缴获20多支步枪和一批物资,并打死打伤民团常备队20余人。

瑶民起义首战告捷,使国民党广西反动当局大为震惊,并准备派兵到桂北镇压瑶民起义。为缓和局势,以瓦解瑶民武装力量,广西省政府采取所谓感化政策,派全州县的几名劣绅出面“劝慰”和“停调”;最后,又派桂林民团指挥官张淦到灌阳进行“宣抚”,做梁化龙等首领的工作。同时,处决了引起瑶民起义的肇事者灌阳劣绅姜超民,以此收买人心,感化起义队伍。在“宣抚”的幌子下,瑶民撤兵,各路起义队伍退回原地。

国民党广西当局暂时安抚了瑶民之后,抛出了“善后办法”八条。其主要内容是,将瑶区编组村甲,划为“特区”,由瑶族派出“诚实人士”担保服从当地政府;清点武器,登记上缴;剃发易服,强行同化;严缉“妖巫”(起义领袖),不得包庇隐藏。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平息瑶民起义。

1116,在政府抛出“善后办法”之后,蒋伯文父子来信邀请起义领导者下山“谈判求和”。凤福山、凤福林为了义军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敌人的阴谋,他们毅然赴冠英堂谈判。当凤福山、凤福林到达后,国民党当局说他们勾结共匪,将其扣押。凤福山被扣押了33夜后释放,要他安抚瑶民,不要听共产党的话。但凤福林却被押送到全州监狱。

1933219,凤福林在全州监狱被杀害。消息传回瑶乡,进一步激起了瑶民新的愤慨,从而引发了更大的起义斗争。

220,全(州)灌(阳)两县3万余瑶汉两族人民,在瑶民领袖凤福山、侯宗保等人领导下,在灌阳的盐俊堡连天源(盐塘村)五龙庙再次誓师起义。第二次声势浩大的桂北瑶民起义爆发了。

其中侯宗保、潘家祥、蒋德章率领灌阳西部沙罗源一带的瑶民起义队伍400多人,进攻灌阳县城,这一支队伍,吸收了当地汉族民众参加起义,并攻下鱼塘、仙田、仙源等村。灌阳东部泡江的瑶民起义队伍400多人,在凤福山率领下,渡过灌江北上到达大源,后回师参加了万板桥的战斗。下路归化[13]的起义军在唐三苟、赵永生、唐明荣、盘翠山等人率领的13村瑶民与盘天保率领的起义军会合,进军攻打灌阳县城。

灌阳、全州等县县城的民团武装难以抵敌,只能困守待援。接着,起义如星火燎原,燃烧在桂北大地,起义由灌阳快速发展到广西的全州、兴安、龙胜、义宁、三江、永福、阳朔、平乐、荔蒲、蒙山和湖南省的江永、江华等县。

瑶民起义队伍的阵势越来越大,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之震惊。桂系集团不得不从其主力武装第七军调遣4个团,并纠集各师管区、各县民团常备队、后备队共计3万余人,由军长廖磊指挥,分路进击瑶民起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在强敌面前,各地起义军虽然奋勇作战,但伤亡惨重,纷纷溃退。325日,起义队伍停止了抵抗。瑶民起义军坚持斗争两个多月后,被镇压下去。

四、失败的原因及意义

这一次瑶民起义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他们提出“打倒汉人种大田”这一纲领,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另外,他们利用封建迷信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不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加上领导者在思想、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和起义队伍装备低劣,从而导致起义的最终失败。

这次桂北瑶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歧视少数民族的国民党桂系集团,对灌阳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灌阳现代史上一次采取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一次争取民族平等、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是对歧视少数民族政策和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的一次宣战;它唤醒了桂北少数民族的思想觉悟。

 

 

 

 

 

 

 

 

 

 

 

 

 

第三章  中国工农红军三次过灌阳

 

 

第一节  红七军北上苏区过灌阳


 

百色、龙州起义后,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193011月初,红七军经过河池整编的主力7000余人,在前委书记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和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奉命离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原计划是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因远离根据地,长途奔袭,部队在几次战斗后严重减员,陷入困境。

1230,红七军在湖南省新宁县甩开湘军,进入广西全州西延区。193111日晚,红七军占领全州县城,并在全州休整3天,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向粤湘赣边界进军,以汇合中央红军。

15凌晨,经过全州整顿的红七军离开驻地,向东南进入灌阳的陈家坪、王道、勒塘村一带,并在该地宿营。红七军指挥部设在王道村祠堂里。此时红七军的兵力为2个师、3个团、1个特务营和1个教导大队。红军部队把全村上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驻地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土地革命。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称老百姓为“同志”,叫老百姓不要怕。当地老百姓送菜给红军,红军要付钱,如果老百姓不要钱,红军就不要老百姓的菜。宿营时天气寒冷,红七军一些指战员穿着单衣短裤,晚上三、五个人同盖一床旧毯子露宿村头,没有去打扰群众。

红七军在王道村休整1天后,第二天早上离开驻地,向湖南进发。红军先头部队击溃桂湘边界永安关上湖南一侧的湘军守敌一个排,击毙其排长和士兵多人,红七军顺利通过永安关。红军这次长途征战,经过灌阳只有两天,但其买卖公平和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给沿途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节  红六军团西征过灌阳

 

1934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的情况下,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退出中央根据地。87日,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第六军团2个师6个团9000多人,在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和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等率领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91日到达湖南道县。2日拂晓,红六军团前锋第18师第52团,向驻守在永安关下之的蒋家岭桂军第7军第55团的1个营和民团第2中队发起猛烈攻击,桂军两翼很快被突破。就在桂军将要全线崩溃之际,驻防道县县城和寿佛圩的桂军第10师的1个团又两个营已急速回援。红六军团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下午主动撤出战斗,避实就虚,绕道沙田,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当晚到达五里坪、桂岩、岩口一带宿营。第二天清早,红六军团向文市挺进。红军侦察员进入国民党巨望乡公所,抓住了正在书写污蔑红军标语的乡长文诗安(后押到全州处决),当场击毙了正在逃跑的地主蒋保德。驻守在文市渡口的桂军民团被突然而至的红军吓跑,为桂军刚架好的浮桥来不及拆毁;红6军团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文市。

部队到达文市街后,为防备被红军甩在蒋家岭的桂军尾追,红六军团一面组织渡河,一面留下第50团的一个营和第53团在灌江的东西两岸布防。下午3时许,桂军第19师师长周祖晃率领5556团追至文市的灌江东岸,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六军团第5053团作为后卫阻击敌人,凭着有利地形,打退了桂军的多次进攻。在桂军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红50团撤至河西,破坏浮桥,与红53团一起凭河继续抵抗。同时,桂军出动飞机,轰炸红军阵地。桂军第56团企图从上游渡河迂回截击红军。红军迎头痛击,桂军慌忙后退。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团长刘式楷、政治部主任不幸阵亡,红军伤亡100多人,但将桂军阻拦在灌江的东岸,为红六军团主力抢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晚上9时许,红六军团后卫部队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遂撤出战斗,往全州石塘圩方向追赶主力。桂军恐受埋伏,当晚不敢衔尾追击,直至第二天上午,才进至河西。此时,红军已开始涉渡湘江。

红六军团在进入灌阳之前,及时果断地丢掉辎重物品,轻装疾进,既迅速摆脱了尾追之敌,又轻松地抢渡了湘江。

第三节  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

 

一、中央红军经过灌阳

19341010,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没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由于桂军在针对红军将进入广西的问题上,是采取保存实力和侧击红军的对策,桂军称:“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14]”,请求将灌阳、全州一线的守军南移。1122日,蒋介石回电,允许桂军南移,湘江防线空虚。

25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攻占永安关,进入灌阳。经阵北、五里坪等村到达桂岩、岩口一带。红一军团主要负责阻击右翼之敌。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由雷口关、永安关进入灌阳,军团指挥部设在水车宾家桥“九如堂”;红三军团负责阻击从灌阳县城而来的左翼之敌,即国民党桂系部队2个师和1个团。

中央领导机关编成军委2个纵队,第1纵队(即“红安纵队”)中的第一梯队(“红星梯队”)是首脑机关,博古、洛浦、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人编在这个纵队;第1纵队随第一军团行动,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玉溪、文市、月岭一带。军委第2纵队(即“红章纵队”)随红三军团第6师行动,由雷口关进入灌阳的茅铺、水车一带。

27日,红一军团第15师和军团部从文市灌江东岸西渡,经瑶上岩头坝进入全州;红三军团第5师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等率领下,从宾家桥赶到新圩至排埠江一带布防,阻击由恭城返回灌阳截击红军的桂军。第6师留在水车、宾家桥待命。

28日,为掩护中央纵队抢渡湘江,红5师的两个团在排埠江至新圩一线奋力阻击桂军两个师的进攻。军委第1纵队、第2纵队离开灌阳,进入全州石塘以东地域。

29日,红一军团第1师离开文市向全州前进。红三军团第5师在杨柳井至板桥铺一带继续同桂军激战;下午4时,将防务交给第6师第18团,而后取道陈家背进入全州。

下午,红五军团的第13师、第34师分别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红九军团从雷口关进入灌阳后,经水车赶到文市渡过灌江,向全州前进。

30日,红三军团第6师第16团在泡江将防务交给红八军团第21师第62团后,经文市进入全州。第6师第18团在新圩炮楼山一带继续抗击桂军,伤亡严重,被迫后撤。红五军团第34师驻守水车。晚上,红八军团进入灌阳,在水车作短暂休息,之后星夜向西疾进,抢渡湘江。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1125日开始陆续进入灌阳,至127日,最后一支部队(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200多人)离开灌阳,在县历时13天。

二、新圩阻击战

1126,红三军团命令红5师星夜赶到新圩,阻击自灌阳县城方向而来的桂军,要求该师全力坚守34天,以保证红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

5师接到命令后,师领导即率领2个团和军委炮兵营于27日早上从水车、文市出发,下午4时许,先于桂军赶到新圩龙桥。在龙桥附近与桂军中前来侦察的1个连遭遇,激战不久,桂军败溃。红军追至枫树脚,并在杨柳井至排埠江一带观察地形。这里与湘江渡河点相距约60公里,是桂军进逼湘江的必经之路。道路两侧是一片丘陵地带,是个比较理想的阻击场地。师部决定在这一带构筑简易工事,阻击桂军。

5师第14团为右翼,占据霞上坪、判官山、打矿山、马鞍山一线;红15团为左翼,占据钟山、打锣山、坦屋、定屋一线;军委炮兵营则放在左后侧。前沿阵地选择在枫树脚附近的钟山、水口山、古平至月亮包一线。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约一公里的杨柳井的民房里。红5师将临时战地救护所设在下立湾村的祠堂里。

桂军为第15军代理军长夏威率领的桂军第15军第44师和第7军第24师、第7军之独立团。

28日上午,在炮火掩护下,桂军第44师首先从正面向红军前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红五师沉着应战,打垮了桂军的多次进攻。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前沿阵地,12个红军战士顶住了十几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战斗至下午4时许,桂军在正面进攻不能取胜的情况下,遂以一部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岐一带高山向红军前沿阵地钟山、水口山一带迂回。前沿阵地的红军腹背受敌,被迫后撤,当晚退到杨柳井两侧的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防守。

29日,桂军在炮击的同时,又出动飞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并不断增加兵力,多次发起猛烈攻击。面对桂军的疯狂进攻,红军给以迎头痛击,前沿阵地先后被敌军占领。他们与桂军反复争夺山头,甚至展开白刃战,打退了桂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红军也为此付出重大的牺牲,有的山头守军全部壮烈献身。由于敌人不断增援,红军伤亡严重。14团的营、连、排长多数负伤或牺牲。15团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3个营长有2个牺牲,14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牺牲,红5师师参谋长胡震、代理团长也在指挥反击中牺牲。

为了确保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抢渡生命线,红5师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仍然集中兵力在龙桥村对面的虎形包一带坚持死守。这是红军在新圩阻击战中最后一道便于防守的制高点。桂军轮番冲击,均被红军击退。为了抢夺制高点,敌我双方在一个山头展开反复争夺,最终把敌军阻拦在几平方公里的山头前面,未让敌军进入新圩。午后,桂军又出动飞机对红军虎形包阵地狂轰滥炸,红军被迫撤出该阵地,退守新圩楠木山附近的炮楼山一线。桂军占领虎形包以后,战斗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仍顽强抗击。

下午4时许,中央两纵队渡过湘江,向越城岭山区进发。军团电令红5师撤离新圩。红5师把防务交给红6师第18团后,迅速赶往界首抢渡湘江。在激烈的阻击战中,红5师伤亡官兵2000多人。

6师第18团在新圩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接防后,与桂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打退敌人的进攻。之后,在新圩以南的道路上构筑工事,阻击桂军。这时,红军后续部队红9军团已安全通过灌阳,但红八军团迟迟未进入灌阳。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水车负责接应其入关。因此,第18团还须在1130日继续阻击桂军,等待34师接防。

30日清早,桂军将预备队第22师和独立团全部投入战斗,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终因力量过于悬殊,红军伤亡严重,被迫后撤至陈家背一带,舍命阻击;在桂军的围攻下,红18团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小部分流散。

由于时间仓促,撤离时,在新圩下立湾村的红军伤员临时救护所里有100多名重伤员来不及撤离和转移,后被桂军民团用棕绳捆住伤员的手和脚,残忍地丢进了连接地下河的酒海井。100多名红军重伤员,全部壮烈牺牲。

43夜的新圩阻击战中,红军3个团顶住桂军7个团的进攻,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并予敌以重创,但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3000多人。

三、红34师血战灌阳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红34师担任全军的总后卫。在多次保卫战中,部队减员很大,进入湖南道县蒋家岭时,该师只有5000余人。

1126,红34师到达湖南省道县,第100团进驻道县南葫芦岩,接替红四师阻击追敌的任务。红五军团领导董振堂、刘伯承,在蒋家岭召见了红34师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林和100团团长韩伟、政委侯中辉。布置了任务,刘伯承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全军的殿后任务交给34师,这个担子很重啊!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

34师接受任务后,师长陈树湘经商量后决定:韩伟带领100团先行,疾进灌阳,赶到枫树脚一带接替红三军团红618团,阻击桂军北进;陈树湘带领师部和101团居中,程翠林带102团跟进;在完成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等地的任务后,全师迅速西进。

1130凌晨,红34师接应最后一支部队——红八军团到达水车。红八军团稍作休息,就随即启程,连夜赶路,抢渡湘江。

30日早晨,国民党的第三路军从湖南道县压了过来,进占灌阳的文市,从正面向红34师发起攻击;接着,桂军一部也猛攻红34师的左翼。敌人自恃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进攻格外猛烈;同时,蒋介石知道红军抢渡湘江,督促各路军抓紧时间追击,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战斗从早到晚,一直激烈地进行着。红34师拼命阻击,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红34师,就这样被敌人缠上了,一时无法脱身。而此时的红618团在板桥铺一线阻击桂军,因敌众我寡,人员伤亡很大,阻击防线,一退再退,危在旦夕,急向中央军委电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急电红34师:迅速摆脱敌人,接替红18团的防务,由阻击转为运动防御,跟上全军主力。

121清晨,红34师从水车夏云村出发,在过水车灌江上的浮桥时,遭桂军3架飞机的轰炸扫射,全师伤亡200多人。当红34师经过洪水箐,到达观音山时,已是121日中午。从山上往下看,发现桂军已越过红军阵地。于是,到新圩接防已不可能。红34师按照军委“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江”的指示,向西沿板桥铺、湛水、流溪源,翻越1000多米高的宝界山,陷入了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人困马乏,粮食断绝,更加拖延了到达湘江边的时间。

121日上午,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已全部渡过湘江。而此时湘江西岸,湘军刘建绪率4师之众,溯江而上。面对数倍之敌,红一军团第1、第2师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撤出了全州觉山铺阻击战场,追赶红军主力。而湘江上游的光华铺,桂军不断加大攻势。红三军团也撤出阻击阵地。桂军由光华铺顺流而下,并向界首推进。中午,湘桂军队封锁了湘江渡口。

34师翻越1000多米高的宝界山后,经军委同意,沿全州的建江北上,经安和、凤凰,寻找适当的位置渡河西进。2日,部队行至全州县安和文塘村附近时,遭到桂军夏威部第44师伏击。激战中,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牺牲,红军伤亡惨重,通讯器材被损坏,遂与军委失去了联系。这时,红34师陷入重围,渡江已不可能。师长陈树湘召开师、团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从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返回灌阳,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打游击。

3日,红34师在返回灌阳的途中,遭到了敌人的阻击和袭击,部队被冲散,大量减员,到达深浦源时,已不足1000人。经过灌阳新圩附近的罗塘、板桥铺等地时,又遭民团蒋余荪、陆胜玉等联队伏击。在民团和桂军的包围、袭击下,部队损失更加严重,全师只剩下四五百人。

4日,红34师沿原路往回撤,再次翻过观音山,撤退到洪水箐宿营。5日拂晓,红34师遭到伍铭烈、易生玉等带领的灌阳民团和部分桂军的袭击,红军仓促应战,拼死突围,与民团展开拉锯战,战斗一直打到天黑。借着夜色,第100团团长韩伟[15]率领该团150余人作后卫,掩护师长陈树湘、师参谋长王光道率101团、102团突围。在通过苗源,准备从先公坝抢渡灌江时,又遭民团伏击。师长陈树湘率领主力沿原路返回,从八工田渡过灌江,经滕家湾、茶叶箐、麻园、柳木箐撤到湘桂交界的癞子山,之后进入湖南。韩伟带领的100团,在掩护主力的战斗中,大部分牺牲,或失散,全团剩下30多人,决定分散突围,化整为零。最后剩下的十多个无法突围的战士,被逼到山顶,在枪弹全部打光的情况下,都跟着团长韩伟跳下了山崖。陈树湘[16]、王光道率领的余部进入湖南时,只剩下200多人。

为保证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湘江,红34师作出了重大牺牲,以其沉重的代价,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他们的后卫任务,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

 

第四节  红军途经灌阳的影响

 

红军三次过灌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特别是新圩阻击战,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红军在灌阳伤亡5000多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在县内的时间虽先后只有17天,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红军除了行军打仗之外,还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他们以自己的模范爱民行动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拥护和支持,对灌阳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宣传革命思想,播下革命火种,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由于国民党桂系集团进行反动宣传,把红军说成是“匪”军,欺骗和强迫所有村民把粮食都藏起来,跑到山上去躲藏。一些不知真相的村民,纷纷躲藏到山中。

红军所到之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热情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让人民群众深受感动。于是,群众又放心地回到家中,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红军在灌阳,一是采用书写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的性质,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自己解放自己。红军在途经和宿营过的桂岩、文市、西就、瑶上、东流、德里、宾家桥、月岭、水车、夏云、平田、陈家坪等村庄的墙壁上写下了许多标语。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灾民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红军是抗日的武装!”、“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白军弟兄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瑶民修炮楼修马路!”、“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这些标语,有的是宣传红军性质,有的宣传民族政策,有的宣传工农革命,有的专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别是宣传抗日的标语,较早地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

二是红军在沿途村庄散发宣传品和召开群众大会。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告白军士兵弟兄书》,以及《革命歌谣选集》等等。红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同群众个别谈心进行宣传。19341125日,红军先头部队来到宾家桥“九如堂”,抓住了“九如堂”当村长的第七个儿子。红军把夏云、水车、腊尾底等村的群众,召集到宾家桥村开会,号召穷人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没收了“九如堂”地主的财产分给穷苦百姓,使群众扬眉吐气。

三是红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1126日,红军来到水车村。村民翟顺修因为两岁的孩子发烧,他躲出去后,又回到村里。这时,一个青年红军来到他家,看见孩子有病,就去叫一个军医来给孩子看病,医生给孩子开了药,后又两三次来探望,直到孩子退烧后才放心。这使翟顺修非常感动。通过翟顺修做工作,使群众深受启发和教育。农民群众,于是纷纷下山,回到家里,把红军当成自己的亲人。

四是红军纪律严明,赢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在新圩阻击战时,经过几场战斗下来,红军又饥又渴,想到村上找点东西吃,可是,村上没有人在家。他们来到一个姓海的老大娘家里,见有一锅半粥半菜的小猪潲,就把它吃了。临走时,他们在锅里放了10余个银毫子,还留了张字条说明情况和表达对主人的谢意。这些,让群众非常感动。

五是支持群众起来革命。193411月,中央红军过灌阳时,隐藏在水车乡藤家湾村的桂北瑶民起义首领之一凤福山派奉永太到文市,向红军首长汇报他们的起义经过情况,希望得到帮助。红军首长热情地接待了奉永太,高度赞扬了瑶民的斗争精神,并送给很多礼物。红军首长表示,红军与瑶民是一家人,红军坚决支持瑶民的起义斗争,只要同心协力打江山,好日子一定会到来。

193412月,红34师返回湘南,途经立田村时,见该村人穷地薄,是个开展革命活动的好地方,于是决定把多余的枪发给村民。在发枪之前,在祠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红军首长号召村民拿起武器,跟共产党走,打倒土豪劣绅,实现人人有田种,个个有饭吃的理想。会后,将60多支步枪、数十枚手榴弹和数百发子弹发给了群众。立田村村民为感谢红军,专门杀了一头猪款待红军[17]

二、群众帮助红军

红军在灌阳期间,纪律严明,关心农民疾苦,除暴安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老百姓深深体会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自己的队伍。于是,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从各个方面支援、帮助红军。

一是为红军探听军情,支持红军作战。红七军经过灌阳,群众利用各种方式支持红军。有的给部队送饭菜,有的帮部队挑担,有的探听军情,只要红军需要,群众都乐于去做。木老村村民王锡光和王科益深夜步行70多里,到湖南道县边界为红七军打探军情。

33夜的新圩阻击战中,战场内外的十几个村庄,都有群众支持红军作战,有帮助红军通风报信的,有帮助红军磨米送饭的,也有帮红军挖战壕和运送武器的,仅板桥铺村就有黄荣新、黄荣甫等三四十个群众参加运送物资,为阻击敌人,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

二是青年农民参加红军。桂岩村有一个叫蒋长元的青年,看到红七军路过村边,他联络何苟宗以及地主家的丫头来寿等人,跟着红军走了,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三是为红军带路、架桥、挑行李、抬担架。中央红军进入灌阳后,先后在文市、水车等地架设桥梁,抢渡灌江。当地群众自告奋勇参加,仅文市一处就达100多人。他们从自己家里扛来木料,甚至门窗、床架、桌凳,给红军架桥用。时值霜天,他们脱光衣服,跳进砭骨的江水中,打桩设墩。红军在水车架桥时,遭到敌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水柱升起数米高,江中不时有人被击中倒下。青年农民翟顺修与村里群众几十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江中打桩,他们一次次被水浪推倒,又一次次爬起来。桥墩炸断了,一时无法固定,为了不耽误红军进军时间,他们干脆用肩膀扛着桥板,让红军过桥西进。

为红军带路、挑行李、抬担架的群众更多,几乎沿途村庄都有。很多人一直把红军送到湖南、贵州才回来。一路上他们跟红军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腊尾底村蒋容治回忆说:我父亲蒋国达去帮红军带路,红军待他如亲人,父亲很高兴,说下次红军来了还去给他们带路。

在给红军带路、挑行李、抬担架途中,不少人历尽艰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水车乡湾门口村胡世明为红军挑行李到贵州才回来,由于一路艰辛,回到家里后10多天,就病逝了。水车村翟老满结婚没几天,就去为红军挑弹药,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身亡。

四是保护红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掩埋红军英烈遗体。红军三次过灌阳,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在这里进行了长达10多天的浴血奋战。当地群众冒着“通匪、窝匪、济匪”被杀头的危险,主动保护红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免遭桂军毒手。这些被保护下来的红军战士,有的重返了红军队伍,有的回到了原籍,有的则在县内安家落户。陆献兑[18]是红五军团第34师第102团事务长。长征时,在灌阳被打散,后被新圩乡大龙村擂鼓岭村民陆德辉藏起来,并请草药医生陆佑年医治了7个月,才将伤治好。后来过继给陆伯豪做儿子,在该村落户。陆献兑的另两个战友被村民陆一坤收留。刘来保(原名刘炳煌,江西省宁都县人)是红三军团第5师第14323排战士,在新圩阻击战受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被潮立村村民收养,并在该村落户。

同样在新圩阻击战时,一个大腿受伤的红军战士被黄和林[19]夫妇收留,敌人到黄家来搜查,黄和林的妻子将他藏到女儿的房间才躲过一劫。后来,那个红军战士的伤势好了提出要去找部队。临走时,将一面红旗交给黄和林,告诉他等革命胜利后来取。

34师返回湖南途中,有20多个被打散的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到处是敌人的搜索部队,他们只好聚集到文市大车田村旁的一个破庙里,饥寒交迫,有的还有伤病,处境十分困难。村里群众知道后,把他们分散接到自己家里,保护下来。后来这些红军战士决定回原籍江西、福建去找部队,村里群众知道后,给他们缝衣服,做糍粑,含泪送别他们。

文市五里坪农民王桂清在水车做木工时,将一个因脚伤掉队的红军战士曾广贵[20]接到家里隐藏起来,精心护理。敌人知道后罚他的款,并以“枪毙”相威胁。王桂清毫不动摇,想尽办法把这个红军掩护下来,并为他治好伤,使他返回家乡重新参加了革命

对于殉难的红军英烈,当地群众怀着敬意,含着悲痛,冒着危险,自发收殓红军战士的遗体,将其掩埋。板桥铺村的黄玉修等人,一次就掩埋了在新圩阻击战中牺牲的20多个红军烈士。红34师在水车村横渡灌江时,遭到敌机的轰炸,死伤200多人。群众自发地将牺牲的红军遗体掩埋,其中有一个坟墓就掩埋了18具红军烈士的尸体;每当清明时节,群众都前去扫墓。


 

 

 

 

 

 

第三编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7月~19458月)

 

 

 

 

 

 

 

 

 

 

 

 

 

 

 

 

 

 

 

 

第四章  中共灌阳地方组织的

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灌阳党组织建立的背景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面临的新形势

19376月,张云逸受中共中央的指派,作为全权代表到广西桂林与国民党桂系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联合各方面力量,联蒋[21]共同抗日的立场和态度,并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赞同。

77,日本侵略者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7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表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921日,为了民族的利益,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联共拥蒋,加入抗日的统一战线。 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的宣言。这标志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主要是调整和发展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部署抗日救亡工作。通过统战工作,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了蒋介石的电邀和任命,将桂系组成第十一、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相继开赴淞沪、徐州一带的抗日前线;同时,组建广西学生军(史称第二届学生军),到前线去配合正规军开展战地宣传和服务活动,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灌阳青年孙伯威、易夫刚等人参加了学生军。在学生军中,有共产党员10多人,经串联组成了学生军支部。193811月,新桂系组建了第三届学生军。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员加入学生军,学生军在各团建立了支部。1939年,经过集训的学生军,分赴广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所到之处,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二、灌阳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引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孙伯威、易夫刚等人,直接参加广西的学生军,奔赴抗日前线。之后,从仰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革命圣地延安,到付诸行动,不畏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去学习,去参加抗日斗争,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了壮丽的抗日事业。

孙伯威(又名孙昌),易夫刚(原名易祖褆),两人曾在桂中二十班(一说是二十一班)读书。孙伯威、易夫刚、赵洪滔(全州人)等人借“兴全灌同乡会”的名义经常在一起相聚,互相传阅进步书籍。后来他们三人一起参加了广西学生军,但蒋介石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收买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使之投靠了蒋介石,广东的空军也被收买,广西学生军则是孤掌难鸣。他们感到在学生军中再呆下去已失去意义。于是,他们又回到学校读书。

1937年5月,他们三人离开广西,先到长沙,后到武汉;在法租界巴黎街华盛顿补习学校补习,同时考上武汉大专高中。“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用飞机轰炸武汉。他们写信给成仿吾,要求前往延安去学习。经同意后,由孙伯威回广西筹集路费。孙伯威跟三人的家人说是到四川读书,需要路费。孙昌找易夫刚的祖父做工作,在他家拿了150块光洋[22];在自己家和他自己的相好的程家各拿了100块,在赵洪滔家拿了50块,共凑足400块光洋。他们从武汉出发,乘车前往西安。10月,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具证明,他们三人与高士其同坐一辆车去延安。高士其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同行的有三个广西青年”,就指的就是孙伯威[23]、易夫刚[24]、赵洪滔三人。

11月,到达延安后,他们进入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七队学习,三个月后毕业。在延安,易祖褆改名易夫刚。19383月,他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先分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高田部,后到河南确山县的一个根据地,孙伯威到警卫连当文化教员,易夫刚在卫生队当文化教员。

易祖福,是易祖褆的妹妹。于1935年秋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编在女中九班学习。在校期间,易祖福在其兄祖褆的影响下,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杂志。1936年春,她借到一本《毛泽东印象记》,如获至宝,开始了对延安的向往。易祖福以实际行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深得地下党组织的信任。经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1936年夏天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在共产党员李文彬、蒋志民、陶保桓的影响下,她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19375月,由女中的史地教员陈淑文的介绍,易祖福在女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在她所作《返乡过旧历年有感》一文中,反映了她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对穷苦人民的无限同情。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积极参与抗战游行和宣传活动。

1937年秋,易祖福收到其兄易祖褆从武汉寄来的信,说其前往延安学习。易祖福向党组织要求去陕北学习,但没有得到同意。

1938年春,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这股逆流中,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陶保桓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由于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情况紧急,党员相继离开桂林。易祖福根据党组织联系人指示,暂时离开桂林,去外地任小学教师。同年2月至6月,易祖福在外地担任小学教师。何佩珍(永福县人)在全州教书时,住在赵洪滔家,知道赵洪滔去了延安,并与之有书信往来;赵洪滔在介绍延安的学习情况后,也动员她前往延安学习。7月,易祖福回到桂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她约何佩珍、龙天雨商量,要求党组织安排她们去延安。经党组织研究,同意她和何佩珍去延安。此事的经办人是当年省立法院的一位男同志,他与易祖福、何佩珍相约在桂林北郊的一处荒山下,交给她们一封介绍信。其中将易祖福改名为胡福,将何佩珍改名为何少梅,并告知,她们的党组织关系将由华南局转去。

9月初,易祖福、何佩珍瞒着家人,带着信件,乘坐一辆蓝皮车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车到洛阳易马镇,赵洪滔(他当时在国民党部队里从事秘密工作,正在洛阳易马镇驻扎)按事先约定上车,护送她们到西安。她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两三天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据通行证,三四十人一队,集体前往延安。到达咸阳时被国民党驻军拦截,羁留在咸阳,先住在警察局的一个屋子里,后又转移到一所小学。当时,国民党也想争取进步青年,加入到国民党的阵营。

几天后,便用汽车将他们拉到洛阳西宫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又叫战时干部训练团)集训。整天派人做思想工作,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加入国民党的队伍,也是为了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到哪里都是为了抗战,不一定就要去延安,并要求他们留在国民党一边。因此,同行的一部分人,思想上就动摇了,有的参加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的学习。但易祖福和何佩珍依然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在洛阳集训了七八天后,在赵洪滔和洛阳地下工委的帮助下,易祖福和何佩珍最终离开洛阳西宫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她们再次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赵洪滔的护送下到达陕北关中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女生第四十五队学习。易祖福在桂林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关系无法转到延安,她多次向延安党组织要求转入组织关系,由于其它原因,而无法落实;193811月,易祖福[25]在延安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中共桂师党组织及活动对灌阳进步青年的影响

19388月,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简称“桂师”)正式成立。学校校址选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其创办人唐现之(灌阳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教育救国思想的爱国进步人士。他在桂师大力推行陶行知先生“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贯彻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蓄、学术民主、学习自由”的方针。他还经常教导师生“做一个为人民大众抬轿的人”。一方面,为了办好桂师,唐现之聘请了不少知名学者、中共党员到桂师任教,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建校伊始,就逐步形成了一种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校风。另一方面,因其是老乡等缘故,一些灌阳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桂师去学习,灌阳青年傅一屏、文良儒、蒋念洁等人,先后到桂师去求学。

1938年秋至1940年,在进步教师杨晦、傅彬然的倡导和支持下,桂师各班成立了读书小组,主要成员有何鸿德、郑震、曾金全、邓崇济等。他们阅读了《社会发展》、《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书籍,以及《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读书小组成员通过学习,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对共产党与中国前途的认识。同时,在同学之间,积极宣传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对传播进步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上半年,中共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了陈啸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毛文彦、陈赐珍等人加入了党组织,并形成了领导学生的核心领导小组,毛文彦、邓崇济、郑震、陈魁、陈赐珍、吴腾芳与灌阳青年蒋念洁等是其小组的主要成员。中共桂林市委也决定在桂师发展党员。

1942年春,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派遣在学生军中入党的肖辛戎(肖雷)、欧维端到桂师,并与先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组织的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安全,中共桂林市委在桂师建立了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一个是由市委书记罗文坤直接领导的党支部,支部书记为毛文彦,副书记肖雷;一个是市委委员陈奕江领导的党支部,支部负责人为欧维端。在支部的周围,发展了一批进步的核心成员,其中有郑震、文良儒(灌阳人)、曾金全、邓崇济、吴腾芳等。党支部通过学习和工作,选定了一批党员培养对象。19423月,刘流、郑震(后脱党)、曾金全等人,先后加入了党组织。

正当桂师党支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国民党桂系集团公开追随蒋介石反共,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强行撤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迫使桂林《救亡日报》停刊,封闭了《新华日报》桂林门市部及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整个形势出现了大逆转。校长唐现之因坚持民主办学而遭到嫉恨,国民党说“唐现之包庇共党”,迫使他于194110月离开桂师。

194279,国民党广西当局开始全面搜捕共产党人,致使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七人被捕,广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史称“七·九”事件。广西省工委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一面迅速设法把已暴露的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转移隐蔽起来,一面设法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七·九”事件后,桂师的党员绝大部分撤离,为了坚持党在桂师的工作,毛文彦在撤离桂师时,与肖雷商量,决定发展邓崇济入党。是年8月,邓崇济加入党的组织。并指定邓崇济与未暴露的党员曾金全、郑震成立党小组,邓崇济任组长。

1942年下半年,重新恢复和调整校、班的核心领导小组,为了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阳雄飞和党小组经过研究,以同乡会的形式开展工作。是年冬,省工委将桂师学生党组织交给阳雄飞领导,继续在校开展工作。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桂师党小组坚决执行中央“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曾一度暂停组织活动。

桂师进步青年的积极活动和党组织的成立,对灌阳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步青年和党员纷纷转移到全灌地区工作,为中共灌阳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中共灌阳小组的建立

 

1943年春, 桂师的党小组派遣郑震到全州绍水乡,做开辟全(州)灌(阳)地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同去的有进步青年傅一屏(灌阳人)、张先珏等人。是年夏,党小组研究决定,为开辟全灌地区工作,除了全灌籍的桂师同学外,尽量多动员一些外籍的同学到全灌地区工作。

7月,党员毛文彦、曾金全(泉)、邓崇济、郑震等4人先后到全灌后,慎重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经毛文彦[26]介绍,刘心潜加入党组织,经邓崇济介绍,谢敦俊(谢雄平)、唐志敬等人加入党组织;经吴腾芳介绍,文良儒加入党组织。8月,分别组成了灌阳、全州两个党小组。灌阳党小组有党员曾金全、郑震、毛文彦、曾金全等4人,由曾金全任组长。党小组直属桂东北特派员领导。中共灌阳小组是灌阳的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灌阳的革命斗争,开始干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灌阳的革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

灌阳党小组建立后,组织党员学习有关文件和党的基本知识,分析形势,确定工作方针;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愈来愈露骨的反共,不断谋害共产党员的严峻形势,规定党员之间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

11月,以邓崇济办毕业酒的名义,在其家乡全州百板洞召开全灌地下党小组会议,研究如何以公开身份进行合法斗争,团结周围进步人士,壮大自己力量等问题。考虑到当时人员有限,经验不多,决定两个党小组集中在一起工作。此后,党组织即以举办补习班、毕业会、入户走访等形式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

1944年春,全灌党小组在全州两河乡大田村举办文化补习班,由曾金全、邓崇济负责,党员杨洁英和进步青年傅一屏、肖友龄等任教师,招收贫苦青年40多人入学,并以此为掩护,有选择地对一些知识青年和学生进行国内国际形势教育,宣传党的基本知识、以及马列主义理论,介绍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抗日经验。

4月,日军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向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战场出现大溃败的局面,广西形势危急。5月,全灌党小组在全州大田村以桂师同学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党员外,有进步青年30余人(主要是桂师生)。曾金全作了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介绍全国各地抗日斗争经验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做法,研究广西沦陷后全灌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提出了行动计划。会后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会议情况。

 

第三节  中共灌阳特支的成立及其活动

 

19445月,日军发动湘桂战役,长沙、衡阳等城市相继沦陷,桂北告急。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级党组织以党员为核心,发动革命青年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7月上旬,桂师成立了“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简称“桂师暑宣队”),到达灌阳开展宣传活动。

8月,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形势日趋紧张。为了组织抗战,中共广西省工委政治交通员肖雷,到全灌地区检查、布置党的工作,肯定了全灌党组织关于开辟全灌地区党的活动、在敌后进行抗日斗争的计划及所做的工作。在灌阳县城表证中心校(现灌阳县直机关第一小学),肖雷传达了省工委书记钱兴关于在全灌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区的指示。为加强全灌地区党的领导,便于全灌党组织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上级党组织决定,将灌阳党小组和全州党小组合并,成立中共灌阳特别支部委员会(习惯简称灌阳特支),由邓崇济任书记,文良儒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全州、灌阳两县党的工作。所属党员有邓崇济、文良儒、何彦常、刘心潜、谢雄平、唐志敬。邓崇济负责特支的全盘工作和分管全州方面的工作,文良儒分管特支的组织工作和灌阳方面的工作。

不久,肖雷在大田村主持召开会议(即“大田会议”),传达了省工委关于地下党要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保卫家乡的指示。

会议做出决定:(1)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全体党员和进步青年回到各自的家乡后,配合“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开展宣传;(2)将在全灌地区工作的外籍干部和在铁路以西工作的干部撤到全州以南及灌阳等地,为组织抗日武装作好准备;(3)派陆绍双回立田村成立抗日自卫队;(4)加强统战工作。派邓崇济、谢敦俊、谢敦尹、杨庆祝、和治刚等人,利用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灌阳县县长唐资生的师生和亲友关系,争取参加县自卫队,进行抗日工作。会后,党员都积极到各地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和做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其武装的统战工作,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组织。

 

 

 

 

 

 

 

 

 

 

 

 

 

 

第五章  抗日武装斗争

 

 

第一节   灌阳沦陷前抗日政策的宣传

 

1944年初春,党组织在全州大田村举办的文化补习班,向贫苦青年宣讲抗日形势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曾金全、邓崇济等亲自给他们上课。

19447月末 , 中共灵川特支副书记、桂师党组织负责人吴腾芳组建的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50多人来到灌阳,在灌阳特支的积极配合下,演出《农村曲》等戏剧,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吕梁礼赞》、《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还进行现场抗日演讲。桂师暑宣队通过戏剧、歌唱、演讲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在县城、新圩、文市等地,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唤起民众,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争取绝大多数人支持抗日、参加抗日,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还向群众发放毛泽东、朱德等人有关论述抗日的书籍,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人民战争》等及党内油印小册,并深入到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自卫队士兵当中访贫问苦,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不抗日当亡国奴的痛苦,为他们演出解放区抗日的戏,唱解放区的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忱,鼓舞其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士气。通过宣传,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武装人员的思想觉悟和自觉参加斗争的信心。党的宣传,群众的积极响应,为建立抗日队伍,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  开展统战工作和组建抗日武装

 

19449月,正当日军入侵广西全州、灌阳之际,中共灌阳特支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为了争取全灌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中共灌阳特支,积极加大统战工作力度,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其武装合作抗日,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爱国进步青年为骨干,先后组织起全州大田抗日自卫队、田美抗日自卫队、石塘抗日自卫队、东山抗日政工队、全县学生抗日游击队、灌阳抗日政工队、立田抗日自卫队等七支抗日队伍。将驻扎在灌阳东山的三支队伍挂上全州恩德区自卫联队的招牌,大田抗日自卫队改为恩德区自卫联队新编抗日二中队,由中共灌阳特支书记邓崇济任队长。

一、灌阳抗日政工队

灌阳县县长唐资生,在政治上比较开明,抗日的态度也比较坚决,为中共灌阳特支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9月,通过统战工作,征得唐资生的同意,在灌阳县自卫队第三大队成立抗日政工队。灌阳抗日政工队组建后,由中共党员郑震担任队长,主要成员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有队员20人。

11月,傅一屏接任队长,孔忠任副队长。王介民、苏昌期、范绍荣、范隆平、范隆安、陆绍双、黄荣誉、郑曙新、孙觉、陈晃生、戴德隆、黄树民、范业勋等进步青年,都先后参加政工队。政工队成立后,战斗在县内的广大乡村。他们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另一方面坚持主动出击,多次抗击日军。

1944年冬,抗日政工队与县挺进支队司令部政训处下设的政工室合并。19453月末,日本侵略军退出灌阳后,原灌阳抗日政工队人员遵照中共灌阳特支的指示和安排,全部撤出县挺进支队,分别转入教育部门或农村,以职业和工作为掩护,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做团结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二、立田抗日自卫队

19446月,桂师进步学生陆绍双根据桂师中共支部书记吴腾芳的布置,到全州大田村,与中共灌阳特支取得联系,并受其指示回到其家乡立田村,从事抗日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7月,陆绍双在家乡立田村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很快地得到了全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青年农民陆俊元、陆俊益、陆玉勇、陆绍述、陆俊提、陆超概等人踊跃报名参加抗日队伍。8月,队伍组织起来后,命名为立田抗日自卫队,大家一致推举陆绍双担任队长,陆俊益担任副队长,有队员20多人。

922,立田抗日自卫队便开始以立田村为据点,充分利用人熟地熟等有利条件,拿起当年红军送给他们的武器弹药,打击日本侵略者。灌阳县城沦陷后,立田抗日自卫队多次抗击日本侵略军,打击敌人的侵略气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1月,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日武装力量,立田抗日自卫队与国民党全州县政府深浦源办事处自卫大队第三中队合并,开展抗日斗争。12,中队解散,立田抗日自卫队的枪全部归还立田村。

三、文良儒在芝麻湾组建的抗日队伍

9 月,中共灌阳特支副书记文良儒回到家乡——瑶上村芝麻湾屯,组建抗日队伍。通过宣传发动,组织了近20人枪的抗日队伍。18日,日军占领文市一带。同月的一天,文良儒在瑶上村芝麻湾开展工作时,不幸被突然而来的日军抓住,当作挑夫,押往全州。在途经第四区(今新圩乡)新卫大桥村附近的天堂坪石人山下时,文良儒等人奋起反抗,欲摆脱日军,被日军开枪杀害。

文良儒[27]牺牲后,瑶上村芝麻湾屯抗日队伍,因失去了领导者而自行解散。

 

第三节   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一、日军入侵灌阳及其暴行

1944918,日军第11军第13师团入侵灌阳,日军联队本部设在文市。在日军进入灌阳之时,国民党灌阳县政府迁至沙罗源(现灌阳镇仁合村),同时在泡江村(现水车乡泡江村)设立办事处,县民团自卫队主要分守在沙罗源、泡江等地。

919,日军第13师团派遣了以各兵种联合支队(步兵第104联队第3大队、山炮1个中队为基干)为主的情报队到灌阳,调查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防线,以选择宜于作战的路线。

920,日军联合支队,零时出发,奔袭灌阳县城。国民党县民团自卫队与之进行短时间的阻击,县民团自卫队随即撤退。下午4时,日军侵占县城。

日军侵入灌阳后,先后在文市、月岭、县城、江口、毛竹漕等地组织维持会,利用维持会为其探听国民党军的行动情况以及抓夫、征工、征料。日军主力部队撤离灌阳县境后,留下一小股日军,利用维持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日军入侵灌阳,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烧抢财物,种种残暴行为,令人发指。他们用木头绑在人身上,成群的日军在上面踩,名曰“踩杆”;用开水灌进人腹中,名曰“洗肠”;一个日军将小孩抛至空中,另一日军用刺刀去接,名曰“抛刀”等。

920,日军占领文市镇月岭村后,在村前宝塔山下的大洞背、小洞背,惨遭杀害的老百姓就有20余人。村民唐真合被日军抓住后,将其剥光衣服,两手扳直,再捆上一根木头,推倒在地,然后叫成群的日军在其胸腹上来回使劲踩杠,直踩得唐真合嘴里吐粪便,痛苦至死。

930,日军到新街乡邓家村抢劫时,抓住村民苏国清,将其吊在村口一棵大柳树下,不断毒打。后又用开水灌进苏国清的嘴里,用点燃的香炷,往其身上灼,再用刺刀往其身上乱戳。最后,苏国清被日军残忍地砍成四瓣,挂在树上示众。

在观音阁乡,日军抓住一个叫唐一妹的姑娘,她当时背着三岁的侄儿,一个日军,抢过小孩,抛至空中,另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去接,孩子落在刺刀上,身子被穿透,鲜血直流。在盘江杨家村,一个老太婆看到日军来了急忙躲进窖里。日军见状,用滚开的水倒进窖里,逼老太婆出来后,日军用烧红的铁夹将老人活活烙死。

10月,日军在崇顺堡的盘江、阴江、吹火岭等地抓了几十个妇女,集中在大井塘村蒋姓祠堂里,用刀枪逼着她们脱光衣裤,裸体排队跑步。在文市镇月岭村,被日军从各地抓来的“花姑娘”关押在村里的一个大院里,供他们发泄兽欲。日军还用刺刀逼迫当地村民去奸污自己的姐妹。在会湘村,范某某之母和三名妇女被日军赶进班庄岩洞,遭到奸污后又被活活烧死。在叶官村何家屯,8个日军轮奸了妇女贺某后,还在庙门前抓走了六个妇女。其中一名妇女被日军轮奸后昏死过去。日军的野兽行为,真是罄竹难书。激起了灌阳人民最强烈的愤慨,纷纷起来反抗和打击残暴的日军。新卫村钟家屯村民钟兴文在知到日军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后,气愤填膺,孤身一人,杀死了一个日军。

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收缩战线,19453月底,日军开始撤离灌阳,老百姓才回到被破坏了的家园;同年61日,日军在撤退时,又途经灌阳,并占领县城。3日,日军撤离灌阳,灌阳县再次光复。

二、抗击日军的斗争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不甘做亡国奴的灌阳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日军占领灌阳的近一年时间里,中共灌阳特支领导下的立田抗日自卫队和抗日政工队主动出击,在都庞岭、海洋山之间,袭击日军,给日军有力的打击。

板桥铺战斗  19449月下旬,在板桥铺的大路上,国民党灌阳县民众自卫总队一个中队60余人,与路过的日军100多人遭遇,双方发生交火。激战之时,离板桥铺不远的立田抗日自卫队闻讯后,跑步前往增援,与县自卫队并肩战斗,抗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日军不敢恋战,趁天黑时,往县城方向逃窜。这次战斗击毙日军2人,伤敌多人,缴获战马1匹和一些军用品。

龙塘伏击战  194410月初的一天,立田抗日自卫队经侦察得知夜晚有日军往县城方向运动,立即决定在龙塘亭子大路西边伏击日军。当晚10时许,40多名日军进入立田自卫队的伏击圈时,枪声齐鸣。由于天黑,日军只稍作抵抗,就慌忙撤离。战斗中击毙日军1人,伤2人,缴获部分军用设备和其它军用物资。

李桂屋村伏击战  19449月下旬,抗日政工队经侦察得知,日军经常到李桂屋村(今灌阳镇福星村)一带抢劫财物,强奸妇女。22日,抗日政工队决定打一次伏击战,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激励群众抗战斗志。

1011,抗日政工队接到群众报告,说日军将于次日到李桂屋村一带抢劫财物。抗日政工队通过统战关系,与县民众自卫总队第3大队联系,请他们派一部分兵力配合政工队作战,共同抗击日军。12日天还没有亮,抗日政工队与县民众自卫总队第3大队到李桂屋村山下埋伏。11时左右,大约1个分队的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伏击圈。一时机枪、步枪齐开火。日军遭袭后,立即组织抵抗。由于日军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发动攻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狼狈撤退。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日军6人,缴获步枪4支。

八道水遭遇战  李桂屋村伏击战结束后,灌阳抗日政工队分析日军会再派大部队前来报复,决定将抗日政工队立即转移,并动员李桂屋村的群众疏散物资,到山里隐蔽。

1013,抗日政工队向灌江东面的山区转移后,日军调来大部队,到李桂屋村进行报复性“扫荡”,把一个30来户人家的村子全部烧光。由于抗日政工队走的是羊肠小道,行军速度比较慢。中午时分,当抗日政工队行军到八道水附近山区时,与搜山的一部分日军遭遇。抗日政工队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对日军进行阻击。日军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摸不清情况,不敢恋战。半小时后,日军仓皇撤退。抗日政工队再次击毙击伤日军5人。战斗中,政工队战士孙觉身负重伤,最后光荣牺牲。

潮水庙村战斗  19451月下旬,群众报告日军30多人到潮水庙村强抓妇女、抢劫财物,群众上山躲避。立田抗日自卫队紧急集合,队长陆绍双带领一个小队从正面山上往下袭击日军,副队长陆俊益带领一队人从右侧迂回袭击日军。一时枪声大作,打得日军不知所措,慌忙丢掉抢来的财物逃回新圩据点。这次迂回之仗,夺回被日军抢劫的物资计有:猪3头,衣服、被子、布匹4担,鸡、鸭100多只及其它物资。立田抗日自卫队当时就将这些物资归还群众。

瓜子槽山袭击战  1945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立田抗日自卫队侦察得知有较大部分的日军开往灌阳县城,决定袭击日军。立田抗日自卫队及时埋伏在通往县城道路旁的瓜子槽山上。

上午10时许,300多名日军进入伏击圈,自卫队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烈交火,日军慌忙抢占制高点,实施反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立田自卫队又无重型武器,为防止日军三面包抄夹击。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后,立田自卫队主动撤出战斗。撤退时,队员陆俊田牺牲。此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3名。

党领导的灌阳抗日武装斗争,虽然没有给日军以重创,但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体现了中共灌阳地方组织,不畏强敌,积极组织民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体现了灌阳人民抗击外敌,不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有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勇士壮烈牺牲,何彦常[28]就是其中的一员。

 

 

 

 

 

 

 

 

 

 

 

 

 

 

 

 

 

 

 

 

 

 

第四编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58月~194912月)

 

 

 

 

 

 

 

 

 

 

 

 

 

 

 

 

 

 

第六章   抗战胜利后党的工作转变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局势

 

日军入侵灌阳,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极大地阻碍了灌阳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灌阳经济严重倒退。

19449月,正值稻谷收割之际,有的还来不及进仓。青壮年被抓去当挑夫,做苦力,老人和小孩纷纷躲藏到深山之中,家中财物被日军抢光或损毁。之后日军在当地建立维持会,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到19454月,日军撤离灌阳时,又错过了春耕播种的季节,大部分田地荒芜,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老百姓忍饥挨饿,靠挖野菜度日。许多老百姓受尽饥寒,染病后无法得到医治而身亡。灌阳沦陷期间,全县118个村、街,有113个村、街受损,占95.76%23436户有16309户受重灾,占69.59%;被日军杀害2077人,受伤5469人,失踪1651人,患病11497人,染病死亡2371人,财物损失4686.58千元(19377月价值,下同)。[29]

19458月,日军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是,1946年,日军入侵的创伤还未得到平复,县内又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春季山洪暴发,禾苗多被淹坏,入夏以后遭逆风,发生白穗虫害,禾苗被蚀无收。”[30]全县90%以上的土地受灾,“轻者已至五成,重者已至八成以上。……县属之龙江狮龙比各乡更为特甚,竞至颗粒无收。[31]粮食奇缺,食盐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米价有时一天涨三四次,最贵时10块光洋才能买到100斤稻谷,5桶稻谷(100市斤左右)换1斤食盐。广大农村,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大多数百姓靠挖草根、野菜,剥树皮甚至吃“观音土”充饥。为了一家人活命,卖妻儿者随处可见。有的用自己的妻子换回100斤左右的稻谷,或用自己的子女换回四五十斤大米。外出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很多人饿倒在路旁,靠别人施舍一点稀饭、米汤救活过来;有的死在路旁尸体腐烂了也无人收殓埋葬……。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供认:“桂北不幸,灾祸频仍。自光复以迄于今,凋敝日甚,……老弱死于沟壑,杰骜乘机思逞,乱机之伏已非一日。”[32]

在战争创伤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地主阶级乘机大发灾难财。农民租种地主的地,要将收成的70%-80%交给地主;春荒时农民向地主借谷一担,秋后要还两担甚至三担。由于交不起租,还不起债,广大的贫苦农民,有的被夺了佃,有的被迫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少量耕地。当时,地主往往只花200来斤稻谷便可从农民手中夺得一工(0.7亩)田地。在这种情况下,耕地迅速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中,占全县人口8%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去了70%左右的耕地。崇月乡(今观音阁乡和洞井乡)地主刘芳城占有耕地1000多亩,每年出租土地收到租谷和放高利贷所得息谷,合计高达三四十万斤。大地主如吕方园、易馨阶等,他们囊括了农民的大量耕地、山林、牛群,其占有的耕地,少则几百工,多则几千工。而70%左右的农民则处于无地或少地状况,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或靠打工维生,或借债艰难度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加紧准备内战。19466月,其军事部署完成后,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国民党灌阳县政府采取了极为反动的措施: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迫害进步人士,剥夺人民自由;经济上实行苛捐杂税,强夺民粮;还到处抓兵抓丁,补充其内战兵源,强迫大批群众充当内战的炮灰,致使县内大批物力和青壮年劳力毁于内战的硝烟之中。全县广大百姓在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家破人亡,生活濒临绝境。

 

第二节  党的工作调整及党组织的发展

 

在抗日武装斗争中,中共灌阳特支不仅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而且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员。其中蒋念洁、陆绍双、黄荣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还注意引导、启发进步青年,将其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为今后的革命斗争需要做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起了变化,党的工作由抗日救国转入争取和平民主。中共灌阳特支按照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决定将抗日政工队和立田抗日自卫队中的党员和革命青年,主动地分批撤退出来,从事教育工作和农村工作,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充分利用在各自教育工作岗位上的合法身份,发动群众,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中共灌阳特支在灌阳的党员对工作进行了分工:傅一屏(表证中心校校长)负责县城一带的工作;黄荣誉(督学)负责平板乡一带的工作;蒋念洁(乡民代表主席、巨望乡中心校校长)负责巨望、昭文一带的工作;陆绍双(青箱小学教师)负责龙江乡和英俊乡的知识青年和农民工作。

一、创办进步刊物和开办书店,唤醒群众革命意识

194512月,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中共灌阳特别支部委员会(灌阳特支),改为中共全灌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全灌特支),隶属于中共桂北区特派员领导。

全灌特支积极创办刊物,开办书店,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战线、方针政策,唤醒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

中共桂北特派员肖雷、副特派员曾金全在全州两河乡百板洞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民主战线》,转载党的“七大”文献及日本投降前后中共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文稿。

19465月,全灌阳特支在灌阳县城,创办《时代与教育》半月刊,该刊除转载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及其他进步报刊的文章和消息外,还就本地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以上两个刊物,一个是党内的,一个是公开的,它们从不同的地位和角度,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丑恶面目。

傅一屏等人在县城表证中心校的附近,开办了一个书店“文化供应社灌阳特约经销处”,从桂林的“三联”、“文化供应社”等书店批发回进步书刊,秘密出售。如《新华日报》、《新观察》、《世界知识》等,社会科学方面有《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及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学艺术方面的有《西行漫记》、《母亲》、《静静的顿河》、《子夜》等。开办书店和创办刊物,对传播马列主义,提高青年的革命觉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时代与教育》仅出版了三期,书店只开了半年时间,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逼迫关闭。但是,大量的进步书刊,已广泛散布到广大知识青年手中,使广大青年从中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教育。

二、团结、发动广大知识青年

19456月,灌阳光复后,党组织先后将灌阳的党员和骨干安排到灌阳的县城表证中心校、平板中心校、巨望中心校和全州的一些学校工作,从党领导的抗日临阳联队疏散来灌阳的同志也在学校当老师。党组织充分利用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合法地位,占领教育阵地,组织发动进步青年,争取开明人士,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傅一屏等人利用桂林师范、灌阳中学同学关系,组织桂师同学会和灌阳中学同学会,通过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团结了戴强夫、陈晃生、戴德隆等一大批进步教师,将他们聚集在党组织的周围。对学校高年级学生宣传国内革命形势,介绍解放区人民的斗争生活及革命斗争情况,教学生唱 “义勇军进行曲”、“延安颂”、“毕业歌”、“黄河船夫曲”等歌曲。在学校举行歌咏会,大唱民主歌曲,利用“五·一”、“五· 四”等节日,演出话剧、活报剧,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举办“灌阳青年之出路”座谈会及时事座谈会,介绍苏联革命情况,联系灌阳实际,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此外,还在县城出版壁报,用不署名的形式,出版“时事汇抄”,宣传全国革命形势与任务。

三、组织秘密学习小组

19464月,傅一屏到灌阳中学,把平时积极阅读进步刊物的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起来,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思想动态,介绍阅读新书新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对一些可以信赖、思想进步的学生,将其秘密地组织起来。为了便于领导和学习,傅一屏就将学习小组命名为“江萍学习小组”。其成员有邓敬圭、钟书珍、谢贤廉、陶良荃、周杰、陆炳钧等,由钟书珍、邓敬圭担任学习小组的负责人。学习小组阅读的资料,由傅一屏秘密供给,主要有《新华日报》、《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双十协定》等。通过在学生中组织秘密的学习小组,使一些青年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积聚了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陆绍双、黄荣誉、郑高等人,也分别在立田、板桥铺、秀江源、小江头等地,利用教师的身份,把乡村小学中思想倾向进步的教师和倾向革命的青年农民组织起来,秘密组织青年学习小组和农民小组。读书小组,每组35人。由陆绍双等人提供进步书籍和党内刊物《民主战线》给他们传阅,并组织学习讨论。通过宣传学习活动,在党组织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使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为其后来的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组织“请愿”活动

党组织通过一系列的秘密工作,团结了一批年轻教师,教育启蒙了一批学生,掌握了学生运动的主导权,以此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合法斗争。

19458月,党组织发动灌阳中学师生300多人列队上街游行,庆祝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在游行时,国民党灌阳县政府指使科员廖济明进行破坏,并用鞭炮烧烂了一位女学生的衣服,当即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怒。面对突发之事,党组织当即组织师生进入县政府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惩办肇事者。县政府被迫责令科员廖济明赔偿损失,并撤销其科员职务。

1946510下午,灌阳中学学生蒋相开因事上街,在半边街口,与国民党灌阳县政府谍报员杨有卿因小事发生争论,理亏词穷的杨有卿,将蒋相开殴打。致使蒋相开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委屈。回校后,此事在灌阳中学传播开来,学生们怨言四起。晚饭后,傅一屏听了钟书珍的汇报,决定采取动员灌阳中学师生上街游行请愿的办法,以保护学生的权益。钟书珍将傅一屏的指示告之 “江萍学习小组”的成员,并商量如何发动、组织学生请愿。

在“江萍学习小组”成员的组织下,当晚上11点多钟,愤怒的3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请愿,高呼“严惩暴徒”等口号。为了平息众怒,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县长蒋文度,被迫当众检讨,并宣布将杨有卿开除。最后,蒋文度令人放鞭炮,以示送师生返校。

党组织发动领导的这些斗争,不仅展现了学生们坚持正义,不惧强暴的精神,而且在斗争中,广大青年学生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表明党组织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五、利用选举开展合法斗争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灌阳县政府搞乡长及乡民代表主席的选举。中共全灌特支利用这个机会,指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竞选,以占领有利于党组织工作的合法岗位。进步女青年戴世荣等人参加灌阳县妇女会理事长和理事的竞选,谢贤忠参加崇月乡乡长的竞选,蒋念洁参加巨望乡乡民代表主席的竞选。“选举”结果,戴世荣被选为灌阳县妇女会理事长,蒋念洁选上了巨望乡乡民代表主席。戴世荣当选县妇女会理事长之后,还挑选了一些进步青年到妇女会工作。通过妇女会的工作,团结广大妇女,更多地开展群众工作,从而掌握了灌阳妇女会的领导权。

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竞选当选相关职务,便于他们利用合法身份,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维护群众利益,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中共全灌特支对新形势的正确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六、党组织的发展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领导群众斗争,全灌特支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灌阳工作委员会,由曾金泉(全)任书记,其成员有傅星(傅一屏)、陈晃生、谢贤忠、戴世荣等。

抗战胜利后到1947年上半年,中共全灌特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积极发展党员,争取和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在抓好组织建设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特别注意加强武装斗争方面的学习教育。特支定期组织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毛泽东的有关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除集体学习外,平时规定具体任务,过组织生活时各自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党员通过学习,统一了党内的思想,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19467月,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中共全灌特支决定建立两个支部,即中共全县支部和中共灌阳支部。中共灌阳支部由傅一屏任书记,有党员6名。12月,中共全灌特支划归桂林市工委领导。在桂林市工委的领导下,中共灌阳支部引导和团结进步青年,围绕在党组织的周围,宣传和动员农民跟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壮大了全灌地区的革命力量。通过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灌阳革命斗争的领导,为后来的桂北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阻米事件

 

1946年,战争创伤尚未痊愈的灌阳,又接连遇上了洪灾、雹灾和虫灾等自然灾害,致使田地荒芜,老百姓无粮可吃,有的乡出现了老百姓为吃野菜、树叶、观音土而斗殴的严重事件。6月,灾情更加严重,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

在全县严重的灾荒面前,救济总署援助的少量救济食品本已是“杯水车薪”,而这少量的救济物质中的绝大多部分又被灌阳的贪官及奸商鲸吞,用去发饥荒财,真正发到饥民手中的物质少之又少。国民党贪官和奸商相互勾结,大搞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并偷运粮食出境,牟取暴利,置广大人民死活于不顾。国民党灌阳县参议会议长兼救济分会副主任王一民指示部下熊金坡与桂林奸商勾结,把质量较好的救济米运到柳州高价出售,而以廉价买进发霉的糙米运回灌阳,坑害灾民。县内贪官王化等,与全州县不良商贩蒋余荪等勾结,置本县粮荒于不顾,高价收购谷米,贩到湖南、全州等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龙江乡乡长王化磊等利用领发救济粮之机中饱私囊,私吞救济米300担。这样一来,粮价飞涨,人心惶惶,饥民日多一日,粮荒日甚一日,广大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灌阳支部在县城表证中心校,多次召开灌阳支部会议,研究局势,决定发动群众与贪官作斗争,阻止大米外运。

为了使斗争做到有理有节,根据全灌特支的的指示,灌阳支部确定了先阻,阻止不了就抢的策略。先在县城大造舆论,揭批奸商,激起民愤。同时,派谢贤忠、戴强夫跑上层,到国民党参议会、县政府、县党部反映情况,要求其采取措施,制止奸商外运大米。县政府对反映的情况根本不予重视,漠然处之。负责接待的县政府秘书唐某说:“怕什么!他们还敢抢?”国民党县政府强硬、冷漠的态度,更加激起民众的愤怒。

612下午,由英俊乡(属今黄关镇)驶来的3只船,载有大米近2万斤,运米船只到达县城南门码头停泊,等待领照后发运出境。灌阳支部闻讯后,当晚即派人分头发动群众。同时,还派人进行监视运米船只,以防偷运出境。

13日上午,县城及其附近的胡家、莫家、孙家的灾民和灌阳中学的师生数百人云集码头,围住了运米船只,阻止将米外运;戴强夫带领灌阳中学的学生钟书明、邓根富等10多个学生,高喊“打倒奸商”、“不准奸商运米出境”等口号。同时,另派孙家、胡家村的部分饥民前往县政府请愿,提出了阻止大米外运,救济灾民的条件。但仍被县政府秘书唐某一口拒绝,致使谈判双方僵持不下。县政府还派了一个班的警察上船进行警卫,一边劝饥民回去,一边阻拦饥民。直至傍晚,谈判仍无结果,饥民激愤之情高涨。灌阳支部当即决定抓住时机,授意积极分子在人群中大喊:“现在,我们连肚子都吃不饱,都饿死人啦!政府还要把米运出去。我们去把米抢掉!”饥民们本来就带有米袋、脸盆等盛器,听到一喊,便一哄而上。守船的警察手足无措,三船大米很快被饥民抢光。

事后,国民党灌阳县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强迫参加抢米的饥民赔偿大米,并抓走了打锣、请愿的饥民代表孙先浩等两人。在灌阳中学和县城表证中心校的教师戴强夫、谢贤忠、傅星(傅一屏)、陈晃生等被怀疑,并受到传讯。由于社会舆论同情并支持抢米事件,国民党灌阳县政府的贪官及奸商心中有鬼,害怕事情越闹越大,把他们发饥荒横财的丑事被抖出来,最后将被抓的孙先浩等两人押送桂林了事。后来,在唐现之、王保心等开明人士的帮助下,将被抓的两人保释出来。

在党的领导下,灌阳阻米事件打击了贪官和奸商的不法行为,提高了群众要生存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觉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第七章   全灌武装起义

 

 

第一节  武装起义的筹备

 

19466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为粉碎敌人进攻,支援解放区战场,党中央号召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斗争。10月,发出《三个月总结》,指出:“在暂被敌占领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活动。”19473月,又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即蒋介石管辖的区域,称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进一步指出,要趁蒋管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年4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组织召开全省各地党组织主要干部会议即“横县会议”。会上,钱兴传达了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并作了《一切为着准备武装起义而斗争》的政治报告。会议制定了“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创立游击根据地,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新生解放区”的总方针、总任务,并决定在桂北等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一、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中央和广西省工委的指示,全灌党组织的各项工作,都围绕准备武装斗争这个中心来展开,从1946年冬天开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474月,“横县会议”之后,加快起义的准备工作。

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  灌阳支部布置党员和进步青年,利用所任校长、督学、教师等合法身份,在巨望、东山、板桥铺、立田、水里冲、苏官源、江口、黄牛市等地开展组织发动工作。在农民中组织农民小组,在小学教师中组织知识青年学习小组,以此作为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阵地。蒋念洁等在巨望、东山,黄荣誉在板桥铺、唐家,傅一屏等在县城及其周围,陆绍双等在江口和立田、苏东,郑高等在秀江源,分别组织了农民小组和知识青年学习小组。起义前,这种小组已发展到几十个,达200余人,为全灌武装起义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在农民小组里,宣传发动工作主要是通过办夜校、教识字、讲故事、教唱歌和个别谈心来进行。在学校,教师大多数是党员和进步的知识青年。进步教师在学生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延安颂》和《毕业歌》等歌曲。青年教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则教青年农民识字,借机讲解革命道理。一些教师既是知识青年学习小组的成员,又是农民夜校的教员。所用的教材,如识字课本、政治、历史等都由教师运用方言,采取民谣、诗歌之类的体裁编写,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又便于记忆,很受群众欢迎。例如识字课本就有这样的课文:“愁又愁,租得田来又无牛,逼得拿来种芋头。挖出芋头先吃了,交租不起又是愁。”“实在苦,挂起锉镰无米煮;讨抓米来熬锅粥,娘娘仔仔享个福。”这些通俗化的诗歌,既简明易懂,又反映了广大农民痛苦生活,而且通过教师联系本地实际情况讲解,说明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从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官僚地主压迫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罪行,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有的贫苦农民想到自己的处境,边听边哭。讲政治形势发展,着重介绍国内外革命形势,特别是解放区的发展壮大。讲历史则着重介绍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和不畏强暴、为民除害的英雄。

通过办夜校,对青年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前途教育,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全灌武装起义时,他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起义队伍,很多人成为其中的骨干。

筹集武器弹药和起义经费  灌阳支部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武器。原来有武器的,设法继续掌握在自己手里。如红军长征过境时曾给立田村群众留下60多支枪和一些子弹、手榴弹。日军入侵时,立田村人民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抗日自卫队,曾拿起这批武器保家卫国。抗战胜利后,他们将这批武器埋藏起来,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在没有武器的地方,或动员私人买枪武装自己,或向亲戚朋友借来枪支,或利用矛盾筹集武器。如黄荣誉利用本村绅士与外村争山准备械斗的机会,鼓动他们将祠堂稻谷卖掉买枪枝,然后又想办法将这些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起义前夕,全灌地区共筹集到步枪和轻、重机枪200余支(挺),子弹、手榴弹、匕首、马刀一批。

起义经费首先是通过捐献来筹集。抗日战争时期,全灌党组织曾派傅一屏、黄荣誉、陆绍双等通过统战关系,利用合法名义建立抗日政工队,抗击日军。日本投降后,补发了他们的薪金,有100多担稻谷。他们领取这批薪金后,全部捐献给党组织集中使用。再就是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给党组织,特别是做教师工作的,除吃饭外,把每月的收入交给党组织。还有很多人从家里拿钱支持革命,如戴世荣将家里给自己结婚用的40块光洋,也献给了党组织。还有是由党组织派人去做生意。如邓崇济、张先珏等在百板洞酿酒、磨豆腐、养猪、开设杂货铺和理发店。党组织还派遣黄荣誉、陆绍双、黄林高等人到外地做路挑生意(即从事人力货运活动),将本地土特产烟叶、黄豆、棉花等运往湖南、梧州等地销售,然后换回本地急需的碱、盐、洋杂等出卖。陆绍双、黄荣誉还做过贩卖耕牛的生意。这些同志把他们所赚到的钱都交给了党组织,自己却过着艰苦的生活。

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情报和进行策反  为掌握敌情,党组织派人通过各种关系设法与国民党当权人物往来,争取国民党开明人士的中立和同情。陈晃生打入国民党县党部任《灌阳民报》编辑,为党组织提供敌人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同时,还做了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利用各种关系,教育、争取了国民党灌阳县警察队的两个班长、一个机枪射手和一个警兵。起义时,他们不仅提供情报,还携带枪支参加起义队伍。

二、组建武装起义领导机构,部署起义工作

19476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工委桂北特派员肖雷和中共桂林市工委负责人阳雄飞在灵川甘棠渡吴家村吴腾芳家里,主持召开了桂北党组织负责人紧急会议(即“吴家村会议”)。全灌特支的邓崇济出席会议。会上,肖雷传达了上级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会议分析了国内省内形势,一致认为在桂北进行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桂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起义领导小组,部署了起义事项。

会议决定:⑴以党员和抗日时期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骨干,动员基本群众和从城市回来的学生一道组成起义队伍,分别在灌阳的县城、新圩、陈家卫、巨望、秀江源和全州的石塘、两河、灵川的灵田、甘棠、南蕃等10个点同时起义。起义后,全州、灌阳的队伍计划向南发展,灵川的队伍计划向东发展,3支队伍在灌阳南部崇月乡(今观音阁乡、洞井瑶族乡)集中整编后,向桂东发展,与桂东起义队伍汇合,在湘桂交界的都庞岭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⑵成立起义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肖雷、阳雄飞、曾金全[33]、邓崇济、全昭毅5人组成,肖雷任组长,总指挥部设在灵川。曾金全、邓崇济负责全、灌方面的工作。⑶以反内战、反“三征”(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为政治口号,号召群众。起义胜利后,即破仓济贫,争取群众支持,扩充队伍。⑷起义采用里应外合、突然袭击的方式,乘敌不备,半夜出击,一举全歼,做到速战速决。⑸各点起义时间统一为725日。

 

第二节  武装起义的经过

 

19477月上旬,全灌起义负责人邓崇济回到全灌(曾金全因故没有到职,后改派卢蒙坚),在立田村小学召开全灌起义骨干会议(“立田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邓崇济、傅一屏、陆绍双、黄荣誉等人。会上传达了灵川“吴家村会议”精神,并对全灌起义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会议决定成立全灌起义指挥部,由邓崇济、卢蒙坚负责。指挥部设在立田村。

会议决定725日晚,全灌各点同时起义。同时指派了各起义点的负责人:灌阳县城由傅一屏负责;新圩由陆绍双、黄荣誉负责;陈家卫由王新国、梁莹负责;巨望由蒋念洁、邓国衡负责;秀江源由郑高、戴德隆负责。考虑到灌阳县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决定在陈家卫、新圩、秀江源得胜后,再合力攻取之;如以上各点不能成功,则放弃攻取县城的计划,各自整顿队伍,开赴深浦源山区集中。

721,卢蒙坚到达全灌地区,向邓崇济等人传达了第二次“吴家村会议”精神:因情况有变,为了防止泄露机密,领导小组决定提前于723日起义,由卢蒙坚负责全灌部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经过研究,全灌地区来不及通知到各起义点,遂决定往后延迟1天,即24日起义。

一、起义的爆发

1947724,除巨望外,其余各起义点:陈家卫、新圩、秀江源、县城四个起义点均按原定计划进行。

陈家卫起义  进攻陈家卫的起义队伍共分两路,一路约20人枪,由梁莹率领,从立田村出发;另一路约10余人枪,由刘承贤率领,从上刘家村出发。另外派板桥铺村黄林高带领数人化装潜入敌人驻地,与敌人内部的卿班长和机枪射手联系作内应。因刘承贤部天未黑即开始行动,在接近敌人驻地不远处暴露目标,遭到伏击,起义人员多名被俘。黄林高等4人趁敌人仓皇外出之机,夺取了敌人营房内的4枝步枪。卿班长在不利的情况下,仍扛出机枪准备参加起义队伍,由于部队撤退过快,没有联系上,只好返回营房,起义未获成功。

新圩起义  陆绍双带领立田村的队伍约40人枪,于当晚8点多赶到约定地点,迅速破坏新圩通往各地的电话线,等待板桥铺、苏东的人马一到,便马上发起进攻。在新圩附近田垌,担任大路警戒的人员与路过的群众发生误会,警戒人员开枪示警,枪声提前惊动了正在赌钱的敌人。待陆绍双、卢蒙坚两队人马合围时,敌人已全部跑光。起义队伍虽攻占了平板乡公所,但没达到歼灭敌人、缴获武器来武装自己的预期目的。队伍在板桥铺小学集中,准备向县城进发,后获悉陈家卫起义失利,只好放弃进攻县城计划,将队伍开到深浦源山区。

秀江源起义  郑高率领30多人按预定时间宣布起义。当晚,将队伍开往灌阳县城。他们从县城附近的太子庙渡口过灌江,埋伏在县城附近的山上及北面的公路旁边,等待新圩起义队伍前来,共同攻占县城。郑高得到新圩起义部队没有向县城进发的通知后,知道夺取县城的计划无法实现,遂于天亮前率队原路撤回,在本地攻打恶霸地主,筹粮筹枪,扩大队伍。28日深夜开始,郑高率秀江源起义部队先后收缴地主孔友仁、易馨阶等地主的枪支。起义队伍与从永安关撤防的国民党保安队1个班遭遇,并展开战斗。战斗中,俘敌1名,缴枪1支。附近的群众踊跃参加,起义部队很快发展到近百人。此后,郑高等人,一边派人与兄弟部队联系,一边往碧营、巨望方向移动,寻找起义组织领导人。

灌阳县城起义  傅一屏带领10名起义人员携带煤油等易燃物品潜伏在县政府后面,准备于新圩起义部队到达时,攻击县政府。由于迟迟不见新圩方面的起义队伍到来。拂晓前,傅一屏按第二个方案,率队撤离县城,到深浦源集中。

巨望起义  蒋念洁按原定计划组建20人起义队伍,并派人打入巨望乡公所,详细调查敌情,定于725日晚行动。由于起义时间提前,24日晚未能与从全州赶来的邓国衡等取得联系,因此未行动。25日上午,巨望乡公所已得悉石塘乡公所被起义队伍攻下,敌人惊恐不安,加紧了防守,致使攻打巨望乡公所不成。之后,蒋念洁率队前往全州大田村与起义部队会合。

与此同时举行起义的,还有全州县的石塘、两河、麻市等地。

二、起义队伍的迅猛发展

725,按照起义计划,灌阳县城、新圩、陈家卫的起义部队开到深浦源,一路得到群众的欢迎。起义的消息在全灌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深浦源会议  灌江西岸的起义部队会合到深浦源后,在深浦源小学,由邓崇济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卢蒙坚、傅一屏、陆绍双、黄荣誉等人。会上宣布起义队伍定名为全灌人民翻身队,邓崇济任队长,卢蒙坚任政委,下辖3个分队,每个分队40多人。第一分队以立田村战士为主,队长陆绍双、副队长肖永平;第二分队以板桥铺村战士为主,队长黄荣誉;第三分队以苏东村战士为主,队长傅一屏、副队长陶良荃。

会议确定了队伍的行动方针:第一,破仓分粮,救济灾荒;第二,收缴民枪,扩大队伍;第三,打击国民党政权并没收其一切财物。

熊罴坪会议   727,灌阳起义队伍由深浦源开往熊罴坪,群众放鞭炮迎接起义队伍。下午,蒋光密、杨庆祝率领的全州石塘、麻市起义队伍60多人赶来会师。

在熊罴坪,邓崇济、卢蒙坚主持了全、灌两支部队干部会议。会议将队伍改名为全灌人民自救团,选举杨庆祝为团长,邓崇济为副团长,卢蒙坚为政委。下面设3个中队,灌阳中队队长陆绍双,副中队长黄荣誉,政治指导员傅一屏;石塘中队队长蒋光密;东山编为一个中队(灌江东岸部队没到会,故未选出领导人)。

会议根据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会议决定不停的发动进攻。先打下新圩、两河等国民党乡公所,扫荡陈家卫据点,破仓分粮,大力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枪支,动员群众参军,然后向东挺进,与灌江东岸的部队会师。

熊罴坪会议后,起义队伍分路行动。陆绍双率队攻打韭菜岭一陆姓地主,缴获步枪5支,将其粮食10多万斤分给贫苦农民。傅一屏率队攻打苏官源(今苏东村)一陶姓地主,收缴了其枪支。黄荣誉率队再次攻下平板乡公所,将乡公所财物在市上分发给群众。28日,起义队伍从大龙出发,在白竹山集中,打下了一唐姓地主,之后连夜奔袭,于次日拂晓攻下刚搬到小田村的两河乡公所,缴获长短枪10余支、子弹数百发。

会师厚村   7月29,除秀江源部分外,全灌各路起义队伍会师于厚村。起义队伍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群众杀猪款待起义队伍。在厚村,起义队伍再次召开干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邓崇济、杨庆祝、卢蒙坚、傅一屏、陆绍双、黄荣誉、刘心潜、蒋光密、蒋念洁等30多人。全灌特支书记邓崇济作了目前的形势与部队今后行动计划的报告,杨庆祝介绍了全国各地反蒋反美爱国主义正义斗争的学生运动,特别是桂林“六·二”游行示威的情况,揭露了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打内战镇压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卢蒙坚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一)将3支队伍合编,并宣布部队的番号为全灌农民解放支队。选举邓崇济为支队长、杨庆祝为副支队长、卢蒙坚为政委。下辖灌阳、石塘、东山、巨望4个中队。灌阳中队以灌阳西部的战士为主,中队长陆绍双,副中队长黄荣誉,指导员傅一屏;石塘中队以全州石塘一带的战士为主,中队长蒋光密,副中队长王新国,指导员杨庆祝(兼);巨望中队以巨望乡的战士为主,中队长邓德敏,副中队长王树志,指导员蒋念洁;东山中队以东山、白宝等地的战士为主,中队长唐元铎,副中队长廖基豪,指导员邓国衡。(二)成立全灌军政委员会,作为政权性质的领导机构,整个起义队伍在其统一领导之下开展活动。并选举邓崇济为主席,杨庆祝、卢蒙坚、邓国衡、谢敦尹、傅一屏、陆绍双、蒋光密等为委员。(三)通过了部队的政策和任务要求。发动群众,破仓分粮、减租减息。收缴恶霸劣绅、地主富农的枪支。加强军事进攻,摧毁国民党乡村政权,队伍先在百板洞活动一段时间,再向灌江东、西两岸发动进攻。利用战斗间隙时间,开展军事训练。(四)军粮统一支配。(五)整顿军容风纪,严禁私人抢夺财物,严禁强奸妇女。(六)队伍向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游击活动。东路队伍由邓崇济、廖基豪等人率领,向全州东南部、灌阳东部山区活动;西路队伍由杨庆祝、卢蒙坚、蒋光密、陆绍双等人率领,向全州南部、灌阳西部山区活动。两路活动的大方向,按照桂北起义领导小组事先确定的在灌阳南部集中后,准备向桂东发展。

厚村会议期间,起义队伍将政工人员分别派到大田、厚村、百板洞、田乾、田美、黎坪、井门前、会仙桥等大小数十个村庄进行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武装部队则配合政工人员的行动。全灌武装起义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不少村庄的群众,在起义部队进村之前就已经自动组织起来,监视地主富农的行动,为部队提供情报,作向导;有的村在收缴地主富农的枪支后,集体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如厚村邓应俭带领三四十人枪参加起义队伍,会仙桥范耀霜带了20余人枪入伍。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所属的村屯的青壮年,纷纷参加起义队伍。不几天,部队的总人数即由3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并拥有武器400多件。810日,全灌起义队伍壮大到近1000人,枪支近800支。

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起义队伍打开全州大田村邓华英、邓德明两家大地主的粮仓。方圆几十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挑着箩筐前来分粮,仅仅到地主邓华英一家要粮的就达2000人以上,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反响。受此影响,田美村刘甲辰、井门前村唐祖俸兄弟和黎坪村邓××等10多户大地主将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正处在饥荒之中的老百姓。一两天内,群众络绎不绝,人们奔走相告。破仓分粮运动在附近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三、起义队伍被困

全灌武装起义,使全灌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国民党政权赖以生存基础的地主阶级惊恐万分。起义队伍所到之处,反动地主及各乡公所人员,望风而逃,灌阳县城国民党党政职员全部疏散。全州县长唐志豪连帽子和眼镜也被吓掉,县政府也准备搬迁。

灵川和全灌起义席卷桂北,大大地震撼了国民党桂系集团,桂系集团随即调兵遣将,前来镇压起义队伍。国民党广西第八专员行署立即制定10项紧急措施,通令所属各县执行。其措施的主要内容是:各县立即成立24个保警中队,负责全县治安,并指定筹粮筹饷方法;集中各乡民枪,并从速成立乡村警备班,分防守卡,负责全乡治安;严禁民众夜间在野外行动,不许留宿陌生人;在交通沿线严格检查来往车辆;严惩与起义有关系的各级工作人员;立即修复乡村电话,并认真巡护;限期成立递步哨;迅速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士绅,下乡进行反共宣传;勒令乡、镇、村、街工作人员,一律坚守岗位,并禁止留宿外人。这些措施,其目的是孤立起义军。

第八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陈恩元亲自坐镇全州“督剿”,强化村、甲制度,推行五户联保,企图分化群众与起义队伍。

81,第八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秦廷柱亲率省保一、保三两个大队,一路由兴安经界首,一路由全州经石塘,分途推进,并以保三大队第九中队扼守湘江两岸,阻止起义队伍向向西突围,向起义队伍实施“围剿”。

全灌起义爆发时,国民党灌阳县长蒋文度外出开会,不在县城。731日,蒋文度由全州绕道回到灌阳县城,立即开始编制预算,成立灌阳“剿匪”司令部。蒋文度自任司令,征调士兵,收集民枪,编组部队,组建保安警察大队和直属特务分队。配合桂八区保安队,“围剿”起义队伍。

四、起义部队反“围剿”的斗争

厚村会议后,全灌农民解放支队分两路向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转战。卢蒙坚杨庆祝率领300多人枪的西岸部队,向西南行动;邓崇济率领400多人枪的东岸部队,向东南行动。开始了反“围剿”的斗争,实施突围。

西岸起义队伍反“围剿”的斗争  向西南运动的石塘、灌阳中队在杨庆祝、卢蒙坚的带领下, 8月2,第二次攻下石塘乡公所。石塘是全州的大镇,过往的人员很多,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地,人民群众纷纷揭竿响应,部队得到迅速壮大。下午,起义队伍即向全州内建挺进,攻下头所;在大塘,与国民党省保安队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战。为保存实力,第二天早上,灌阳、石塘中队主动撤退到白露源芹菜岭一带。8月5,西岸部队两个中队分开行动。

87,石塘中队200多人在全州陈家岭、岩头岭一带,先后被敌省保安队包围。在突围时,赵修义、蒋秀梅等人牺牲;王新国、唐干、周晋连、蒋运玺、沈绍银等被俘,不久被杀害。

石塘中队经过几次突围战后,人员损失较大,队伍一时无法集中起来;为避免更大损失,支队领导将部队人员暂分散隐蔽。

在陆绍双、傅一屏、黄荣誉等率领下,灌阳中队100多人由白露源开往深浦源。4日上午,第三次进攻新圩,战不多时,敌人撤走,灌阳中队遂退回立田村。6日,灌阳中队在立田村遭敌保警大队两个中队围攻,灌阳中队突围后,往苏东方向前进。此后,敌人跟踪“追剿”,灌阳中队与追敌进行多次战斗。8日,灌阳中队再次突破县保警大队的包围,随后退至大源山区,并在那里召开干部会议。会议认为本地敌情严重,难以坚持,于是决定向南远征广东,与西江纵队会合。

灌阳中队行进途中,不断遭到强敌的追击包围。9日中午,灌阳中队行至盐田源李家桥(现西山瑶族乡)。突然遭到县保警大队的夹击,人员损失较大;队伍星夜向小茶源村转移。到达小茶源村,队伍基本被打散。陆绍双、傅一屏、黄荣誉等领导人也相继分开。陆绍双率领先后聚到一起的60多人,经大源返回到瑞子坪村。面对严峻的形势,陆绍双将队伍化整为零,各自回村隐蔽,等需要时再集中。陆绍双回到了立田村,与在盐田源分散后先期到达的卢蒙坚、傅一屏、黄荣誉、陈晃生等人会合后召开会议,决定留下15人在深浦源一带坚持斗争。

9月初,卢蒙坚、陆绍双派人前往桂林,寻找党组织,请示如何行动。半月后,派出的人员仍没有音信。于是,决定只留下傅一屏、陆绍双、黄荣誉等5人,其他人员离队分散隐蔽。不久,他们转移到板桥铺一带活动。直到9月下旬,党支部决定到桂林寻找上级党组织,才离开灌阳。

东岸起义队伍反“围剿”的斗争  82,向东南运动的起义部队分两路行动,3日,巨望中队攻占灌阳北部重镇文市,并利用圩日之际,在文市街上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内战、“反三征”宣传工作。

4日,巨望、东山两个中队,在达溪村合编为“全灌农民解放支队第三大队”(亦称东山大队),唐元铎任大队长,廖基豪任副大队长,邓国衡任参谋长,下辖第七、八、九中队。5日,在巨望乡小鲁村与秀江源起义部队会合。秀江源起义部队命名为秀江独立队,选举郑高为队长,戴德隆为指导员。东山大队和秀江独立队已发展到500多人枪。

6日,起义队伍抵达斜水村。曾计划挺进湖南,后经讨论后,决定改为向南运动。7日,东岸部队在德里村开台岭击败碧营乡保安队,俘敌数名。9日,部队又转到集全村小鲁、斜水一带,均遭到敌人追击。10日,起义部队向南运行,在水车的苏江附近,遭到保安大队及保警大队五个分队的伏击,与敌激战大半天后才冲出重围。但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失散,数名战士牺牲,东岸部队第一次受挫。此后,东岸部队不断遭到强敌的连续“追剿”,队伍逐步被敌人打散。

11日,东岸部队到达东升乡秀江源。在秀江源孔家冲破敌保警大队的包围,向湖南省永明县境转移。突围战斗中,唐德兆等数名战士牺牲。原定与灌江西岸起义部队会合的计划没有实现。东岸部队在湖南省永明县(今江永县)大村召开干部会议,讨论部队去向问题。有的主张往恭城、富川方向发展,求得与桂东起义队伍取得联系。多数同志认为到那里人生地不熟,不便开展工作,主张返回全灌地区。于是,秀江独立队从原路翻越都庞岭返回秀江源;第三大队则绕道道县返回东山。

秀江独立队在返回途中,被灌阳及永明两县的保安队包围伏击,只得分散突围,抵达秀江源后,能集中的人员已经不多。队领导决定分散活动,隐蔽力量,待机再起。不久,队长郑高化装离开秀江源,前往平乐。戴德隆则到香港寻找党组织。

第三大队经湖南道县,于14日晚到达湘桂交界处之蒋家岭,击溃湖南省保安队1个连及乡公所警察。当部队返回灌阳到达永安关,遭到广西省保安队伏击,起义队伍被打散。几天后,部分领导又相继集合起几支队伍。蒋念洁带领部分骨干在东山、巨望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惩处敌特蒋某,随后分散活动。支队长邓崇济再次在王道村集合起三四十人,但队伍在开赴雷公岩途中,陆续有人离队。最后决定将武器埋藏好,分散隐蔽,秘密活动。邓崇济带领几个骨干往湖南撤离。副大队长廖基豪带领10多人在黄泥冲一带活动,后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包围。除廖基豪和蒋昌斌等冲出包围外,大部分人员被俘。

在敌人重兵“围剿”下,由于起义领导人缺乏武装斗争经验等原因,一场轰轰烈烈的、历时20多天的全灌人民武装起义被敌人镇压下去。但是,它却为后来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第三节  全灌人民武装起义的深远影响

 

一、起义受挫后反动统治者的残酷“清乡”

起义受挫后,国民党桂系集团在全灌地区大搞“清乡”,以实现其“政治剿匪配合军事剿匪”的目的。89日,国民党在灌阳成立了“清乡委员会”,由县长蒋文度兼任主任。同时,还成立了有县政府各机关头目、县参议员、各乡乡民代表主席及地方士绅等60余人参加的“政务宣导委员会”,召集全县小学教师300余人组成“小学教师暑期防奸宣传队”,分成10组(一乡一组),开赴各乡村与当地反动势力串通一气,一面进行“劝教”,一面实行白色恐怖。其主要手段:第一,清查户口,点验壮丁。凡14岁以上、50岁以下之男子,以及中学肄业以上之女子,均需集合点验,彻底清查各村参加起义人员;第二,用威胁和引诱的手段,迫使参加起义的人员或家属代其办理“悔过自新”手续;第三,清点、登记各村民枪;第四,实行五户联保;第五,缉拿起义人员;第六,各村、街组织后备队和特编后备班,对付起义人员。

国民党灌阳县政府采取悬重赏、安密探、封房屋、抄家产、抓家属等手段,对付起义人员及其家属。特别是在傅一屏、蒋念洁、黄荣誉、陆绍双、郑高等起义领导人的家乡更甚。张贴重赏缉拿起义人员的布告,被收买的地痞、流氓经常到起义人员家里坐吃、罚款、抓人,很多参加起义的人员家产被封,房子被烧,不少起义人员及其家属被抓去坐牢和杀害。敌人在巨望乡“清乡”时,一次就杀害了桂岩下村的蒋念忠、蒋二清等4名起义战士。在灌阳,共有蒋光祥、廖三、戴一妹、邓德敏等14人被杀害;戴世荣和蒋念洁的母亲、妻子、兄弟等数十人被抓去坐牢。在敌人的牢房里,他们受尽了酷刑,有的甚至被活活拖死。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灌阳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尽管敌人采用残酷的手段和恶毒的办法对付起义人员,但仍然没有使革命者屈服。傅一屏、陆绍双、黄荣誉等历经艰险,终于在桂林找到党组织,并进入到灵川的起义队伍坚持下来组成的游击队里,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郑高到平乐后,以帮工、砍柴、割草卖为掩护,隐蔽了一段时间。在党组织帮助下,也到达灵川的游击队里。蒋念洁在东山、巨望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得知邓崇济在其家乡百板洞村一带,俩人一道转入湖南省冷水滩的农村隐蔽。同年11月,党组织得悉他们的下落后,派交通员张先珏将其接到了灵川的游击队。杨庆祝、汪记雨、蒋光密、卢蒙坚、张先珏、邓崇济、蒋昌斌等也相继转移到灵川游击队。其他一些骨干,如巨望乡的蒋苏、蒋永兴等人,在起义受挫后,前往富川一带帮工,自己隐蔽起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了革命的实力,为日后的发展储备了力量。

二、全灌武装起义的影响

虽然全灌武装起义在军事上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它对全灌地区的革命斗争有着深远的影响。起义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历时20多天,先后打下了全州的石塘、两河,灌阳的小江源、水车、碧营、文市、新圩、巨望、陈家卫以及湖南省的蒋家岭等11个国民党的乡公所和敌军据点,活动范围遍及两省三县边境广大地区,极大地打击了全灌地区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全灌人民的革命志气,震撼了桂北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使苦难的全灌人民看到了光明,提高了觉悟,给桂北人民寻求解放道路指明了方向。

教育和唤醒了劳苦大众开展武装斗争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的老巢,有着长期的统治经验和社会基础,保甲制度严密,尤其是桂八区国民党统治的头目陈恩元,统治桂北各县长达17年,培养了大批特务爪牙。这批反动势力与乡村恶霸相勾结,长期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使人民怨声载道。桂北党组织领导人民在这样一个敌人统治严密的地方起义,并在起义过程中摧毁了自己活动范围内的敌乡村政权,这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也暴露了敌人基层政权的腐朽。桂北武装起义后,群众纷纷觉醒起来,用各种形式反抗反动统治者的征兵、征粮、征税。

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奠定了群众基础  全灌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大多数都是桂师的毕业生,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没有军事行动上的统筹考虑,在队伍的起事、集中、分散、隐蔽、进退等方面,缺乏充分的考虑,以致起义爆发后,整个局势难以把握。在军事力量上采取了分兵行动,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反而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使起义遭到挫败。但是,经过武装起义斗争,使组织者学会了在敌强我弱时采取的分散隐蔽的措施,从而保存了革命的实力,为以后的东山再起积蓄力量。在政治思想上,组织者们受到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增强了革命的胆识和斗志,使之走向成熟。在斗争中,学会接触群众,了解群众,依靠群众。这一点,在其以后的武装斗争中得到显现。这次起义遭挫,为后来的武装游击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起义开始,起义队伍就很注意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利用破仓分粮的机会,向群众发表演说,利用行军宿营的机会,张贴标语,宣传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号召贫苦农民参加起义队伍,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起义过程中,以全灌农民解放支队领导人的名义,发表《告民众书》,提出“反内战,反征兵!”“反对纳粮纳税,向政府要饭吃!”“我们保护善良的老百姓利益,绝不乱拿一草一木!”等口号。又以“农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张贴布告,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征兵征粮及一切苛捐杂税!”“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及减租减息!”“与地方开明绅士精诚合作!”“维持地方治安,确保民众安宁!”等口号。起义部队还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队伍。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广大劳苦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奔走相告,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我们有好日子过了。群众主动起来帮助起义队伍,很多贫苦农民拿着锄头、棍棒参加起义队伍。全灌起义队伍在短时间内,就猛增至800多人,最多时达到了近1000人。

全灌武装起义后,广大群众亲眼看见和亲耳听到桂北地区有一支纪律严明的人民武装队伍,代表人民利益,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斗争方向,使他们认识到:要翻身得解放,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全灌武装起义爆发后,广大群众或踊跃参加起义队伍,或捐资捐粮,或给起义部队通风报信,或掩护起义部队。起义队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也为以后全灌地区的游击斗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  这次起义虽然受挫,但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锻炼和考验了全灌地区的进步青年,为以后桂北革命武装斗争培训了大批骨干。参加全灌武装起义的邓崇济、傅一屏、陆绍双、黄荣誉、蒋念洁等党员和骨干,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更没有丧失信心。起义受挫后,他们暂时转移出去,有的到了灵川起义部队,有的到了广东西江部队。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军事素质,在后来的游击斗争中,大多数成为各级领导和主要骨干。

 

 

 

 

 

 

 

 

 

 

 

 

 

 

 

 

 

 

 

 

 

 

 

 

第八章  重建革命武装

 

 

第一节  北上先遣分队到达全灌地区

 

194711月下旬,参加全灌武装起义的主要骨干相继转移到灵川起义部队。灵川游击队经过在潞江河山区栗木岭整风学习,统一了全队思想,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整风结束后,部队正式定名为桂北人民抗征队。

19482月,中共游击队特别支部在灵川三街镇顶上坪召开会议,将桂北人民抗征队的番号改为桂北人民翻身队,由全昭毅任队长,傅一屏任副队长,阳雄飞为政治委员,陈亮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重新开辟全灌地区的武装斗争。

会议对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在桂北地区中,全灌地区比较适合开展武装斗争。一是全灌地区位于湘桂交界之地,距桂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心桂林市区比较远,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较弱,特别是灌阳,连汽车都不通,敌人要从外地调兵到灌阳,会遇到许多困难。二是全灌地处国民党桂系和湘系两大势力的结合部,彼此画地为牢,互不相犯,而彼此相互防范;因此,这给发展游击队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三是全灌人民历来就性格强悍,不畏暴政,尤其是受到红军过境的影响,具有强烈的革命反抗精神。四是全灌地区以山地为主。东有都庞岭、西有越城岭、西南有海洋山,地形复杂,回旋的余地相当大。在更广阔的地区开展对敌武装斗争,既可分散敌人兵力,削弱敌人的军事优势,又可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队伍,从而摆脱部队在灵川发展空间狭小,孤军作战的被动局面,有利于与广东的西江纵队和桂东南等革命游击区取得联络,遥相呼应,互相支持,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壮大。

此前,游击队曾先后三次派全灌籍队员潜回全州灌阳,了解情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全灌武装起义受挫后,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绝大多数群众并未屈服。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进一步加深了老百姓的苦难,他们还有相当高的斗争情绪,盼望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打回来,领着他们再干。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队特支经请示上级同意,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桂北人民翻身队主力由灵川北上全灌地区,重整旗鼓,恢复老区,建立根据地,逐步打开桂北游击斗争的新局面。在翻身队主力北上之前,由全灌籍的队员组成先遣分队,先抵达全灌地区,进行恢复性的前期工作,打好基础,再迎接翻身队主力北上。

一、建立群众联络点

32,北上先遣分队由傅一屏任队长,邓崇济任指导员。出发时,经过化装,每人带一支短枪,从灵川县凉风桥乘火车北上,晚上抵达全州汪家村的杨庆祝家。

北上先遣分队总结起义时的经验,克服过去脱离群众的观念,坚持深入群众,信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扎根在群众中;以武装政治工作队的方式,先在原来群众基础较好的全州安和、凤凰、石塘、两河等地活动。

北上先遣分队给自己具体规定了3项任务:(1)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稳固的群众据点;(2)收缴地主武装,吸收贫农雇农入队,发展壮大队伍;(3)搞好经济工作,打稳经济基础。

先遣分队先后在全州新建乡的杨家、胡家等10个村建立了联络点;袭击了全州大地主张先午,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先遣分队收缴恶霸地主的枪支和借用民枪14支,收集原有长短枪8支,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家在本地的队员还在经济上给了部队以大力的支援,保障了部队的供给。先遣分队通过建立群众联络点,发展联络员,初步在全灌地区站稳了脚跟。

二、建立灌阳县城联络站

19484月,北上先遣分队回到全灌地区不久,根据武装斗争的需要,在灌阳县城建立了联络站,由黄树民负责。最初,联络站只有黄树民、戴世荣两人,后来发展到三人。联络站的任务是:一、了解敌情,搜集情报;二、筹集经费和物资;三、购买北上先遣分队所需物品;四、坚持革命斗争,争取同情者,影响青年,为游击队输送人员。

联络站采取从游击队员家里拿、向亲友筹借的方式,为游击队筹集经费和衣物、药品等物资,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所需药品有的托信得过的亲友去买,有的自己装病到县卫生院去要。东西筹集后,除游击队派人来取外,有时黄树民借机回乡下老家(平板乡板桥铺村),亲自送给游击队。

    为了安全,联络的地点经常变换,有时在黄树民、蒋昌隆、戴晓务的家里,有时在县城女校楼上的县图书馆。

联络站为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筹集了活动经费和物资;巧妙地完成了一个个特殊的任务。由于黄树民经常下乡与游击队联系,引起了敌人的严密监视。

194810月的一天下午,天空布满了乌云,天气显得特别的沉闷。黄树民和往常一样,到戴世荣的姑母戴晓务家去取东西,准备送给游击队,被两个特务盯上,将其逮捕。

戴世荣得知黄树民[34]被捕的消息,既为其安全担忧,又考虑如何脱身。后来,在其父亲的帮助下,假借陪其堂兄戴世胜去桂林旅行结婚的名义,于次日凌晨撤离县城。

戴世荣[35]经过全州,个人前往桂林找党组织。她到桂林后,掩蔽在省图书馆王介民家里。戴世荣走后不久,傅荣辉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离开灌阳。县城联络站被迫中断。

到了19498月,灌阳县城联络站也得以恢复,共产党员易耀斌和进步青年孙振绪先后在该联络站工作。灌阳县城联络站为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情报和物资,特别是黄树民的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没有给游击队造成其他损失。

 

三、挂耙山会议

1948513,北上先遣分队在全州县新建乡挂耙山召开全体会议,对一个半月的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形成了《全灌一个半月武装斗争工作总结》。《总结》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也指出过去斗争中的不足和教训,充分肯定了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强调只要信任群众,紧紧依靠贫雇农开展武装斗争,“一个多月的时间证明了部队是可以在武装斗争失败了的地区开展工作并坚持下去的,发展武装,增强力量”[36]

会议分析当时形势和今后部队的动向后指出:袭击张先午后已引起国民党全州县政府的注意,敌人已派蒋八桂别动队及全州警备队对北上分队进行“围剿”,分队必须转移活动地区;灌阳巨望、立田(时属全州)及全州两河乡百板洞等两县交界地区是1947年武装起义的主要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北上分队内部又有当地骨干,易于找到依靠,便于落脚。因此会议决定于5月中旬北上分队转移到两县交界的灌江两岸活动。挂耙山会议在总结工作的同时,对游击队下一步的行动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及时决策。

 

第二节  成立武工队,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区

 

一、肖家庵子会议

挂耙山会议后,先遣分队留汪记雨在全州麻市、绍水等地发动群众,巩固据点,开辟新区,派郑高外出执行任务,其余人员转移到全州石塘乡川溪口的肖家庵子。先遣分队在肖家庵子召开会议(即肖家庵子会议)。会议用三天时间,系统地总结了1947年全灌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会议认为:一是武装起义之前,对战局的估计偏离实际,对武装斗争的艰苦性、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在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上没有经验,不会运用游击战术,加之队伍分散,没有形成主力,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三是没有建立掩蔽、灵活的交通情报网点;四是没有做好武装起义万一受挫后的思想准备,对如何隐蔽和转移做出安排,以至造成混乱。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以后斗争的方法和目标,坚定了武装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肖家庵子会议后,先遣分队突击拿下全州蚂蝗塘大地主蒋仲仁,打破了全灌地区自1947年起义受挫后的暂时宁静,使敌人感到非常惊恐,急忙调兵对北上先遣分队进行“围剿”,先遣分队为了打开新局面,将队伍分成三个武工队,进行分散活动,发动群众,建立梅花式的群众据点。以陆绍双、黄荣誉、卿世友为一个武工队,主要活动于全州的上刘家和灌阳的立田、板桥铺一带;以杨庆祝、蒋念洁、邓少樟为一个武工队,主要活动于灌阳的巨望、东山一带;以邓崇济、傅一屏、蒋昌斌、蒋万民等为一个武工队,主要活动于全州蚂蝗塘、罗塘和百板洞一带。三个武工队以群众工作为中心,在发展群众据点的基础上,建立游击区。在灌阳分别建立了以立田、巨望和鹤龙为中心的游击区,并与全州的朝南、两河、东山等地游击区连成一片,为桂北人民翻身队主力北上全灌地区及开拓桂北武装斗争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创建以立田村为中心的游击区

以陆绍双、黄荣誉、卿世友组成的武工队,他们到达板桥铺黄荣誉家中后,秘密联络该村参加过起义的人员开会。向大家介绍当前的大好形势,使与会人员信心大增,纷纷要求加入队伍。武工队根据当时情况,决定让他们暂作宣传情报工作,待机入伍。接着串联立田村参加过桂北武装起义的人员,把他们作为主要的发展对象。首先吸收陆俊元(蒋德)、陆绍述、陆俊提三人入伍,使武工队发展到6人。

接着,陆绍双、黄荣誉带领的武工队,走进大源村,做大地主曾利生的工作,向其筹借经费;同时,又写信给平板乡乡长蒋植俄,劝其审时度势,不要再为反动派效力。蒋植俄认为游击队力量薄弱,不以为然。第二天,蒋植俄带领30多人前往板桥铺进行“围剿”。武工队发现目标已暴露,且敌人来势凶猛,当即撤走,蒋植俄一无所获。附近的群众将此事讲得神乎其神,纷纷传播。群众更加拥护游击队,无形中起到了发动群众的作用。但附近的地主深感不妙,大大收敛了嚣张的气焰,愿意向贫苦农民赊借谷米。而立田村国民党退役军官陆成章站在反动立场,向全州两河乡保安队中队长陆英则密报了武工队的动向。陆英则带领所部,于次日拂晓包围了立田村,所幸武工队已转移到唐家村。事后,武工队对陆成章进行了警告,但陆成章仍然接二连三地向保安队密报。628日,武工队将其镇压,并张榜公布其罪状。

武工队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打破了1947年武装起义受挫后的沉闷气氛,武工队在立田、板桥铺等村,建立起了群众据点,发动群众工作初见成效。

陆绍双、黄荣誉等人率领的武工队,趁热打铁,加紧在平板乡(今新圩乡)一带的开展活动。在进行反“围剿”的斗争中,巧妙周旋,又恢复和开辟了大源、苏官源、新圩、上刘家等8个活动区。同时还在流溪源毛竹山、小茶源、沙罗源范家、雷坪、上塘、仁柜接官亭、徐源等地建立起16个联络站。在恢复和建立群众据点、联络站的同时,武工队也得到了发展,游击队员由最初的3人,增加到13人。以立田村为中心的游击区建立与发展,为日后爱群部队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自武工队镇压陆成章后,引起了县保安队的注意,武工队遭到残酷的“围剿”。当时以国民党广西第八专署保安司令部参谋陆英荪(新圩罗塘村人),带着县保安队和用重金收编的惯匪蒋八桂为首的别动队共计200多人,对陆绍双等带领的武工队进行“围剿”。同时,敌人悬赏200银元,通缉陆绍双、黄荣誉等人。反动地主陆焕庭收买4名流氓地痞打入武工队,刺杀陆绍双。

敌人大肆抓捕武工队队员的家属及接济武工队的群众,采取株连手段打击武工队。先后在立田村抓去陆绍双一家5口人、陆绍述一家3口人、陆俊元的父亲和弟弟等26人;在板桥铺抓捕了黄荣誉的父亲和哥哥及黄柏森,逼迫他们找回亲人“自首”,对不从者,就进行严刑拷打。武工队的家属和支持武工队的群众始终坚贞不屈。其中陆俊启、陆英友俩人被拖死在牢中。

武工队面对困境,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沉着应对“围剿”。在军事上,严格执行反“围剿”时期安全守则,频繁变换宿营地,提高游击活动的频率,尽量避开敌人锋芒,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同时,群众据点和联络站及时提供情报,以及群众的掩护,使武工队有效地化解了敌人的“围剿”。

在反“围剿”斗争中,武工队为了解决暂困境的生存问题,队员们从自己家里带米拿钱到队里,很多队员家里本来就很困难,现在要拿出一部分,生活就更难以维持。但为了革命,游击队员的家属不惜变卖家产,想方设法帮助武工队。陆绍双动员家人,卖掉自己家里的10多亩水田,把钱送给武工队;黄荣誉时常叫妻子陆兰芳为游击队送米送饭。有一次黄荣誉还带队到其舅父(地主)家,向其派粮派款;源口村的群众陈民等人,也秘密给武工队送饭。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立田村为中心的灌江西岸游击区终于能够保存下来。

三、创建以巨望乡为中心的游击区

杨庆祝、蒋念洁、邓少樟等人在巨望、昭文、碧营乡一带开展工作。为了站稳脚跟,武工队从一村一户一人的工作做起,不断深入,逐步扩大。经过了解和考验,水井坪的蔡忠成了武工队的第一个发展对象。通过他做好了全家、全村人的工作,水井坪成为武工队的落脚点。此后,扩展到岐石、五里坪、白竹坪、清塘、望月岭、大车田等地,又发展13个村为群众据点,武工队也得到发展。

为了扩大游击队范围,武工队根据蒋念洁的建议,决定开辟瑶族聚居区东山地区。6月间,邓崇济、杨庆祝等一行12人,进入东山的班周村。蒋念洁早就到过东山,在东山瑶胞中有很高的威信,这给开辟东山游击区提供了有利条件。游击队就依靠蒋念洁原来的老关系,串连发动瑶胞,很快就点燃了他们的心中之火。武工队在班周村组织了第一个农民小组。游击队在东山乡建立第一个游击据点后,在瑶族同胞的帮助下,走村串户,又接连发展雷公岩、油麻石等村为群众据点。武工队把班周、雷公岩和油麻石等村庄连成一片,成为武工队在东山地区的红色堡垒。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武工队又把巨望乡的桂岩、达溪、江塘村的游击据点与东山的游击点连接起来,形成了灌江东岸一片大的游击区。

敌人为了消灭武工队,针对武工队的活动规律,采用便衣化装、拦路设卡、昼伏夜出、派遣坐探、报“匪”有赏等方法,对付武工队。一旦发现武工队的踪迹或接到密报,敌人就立即出动实施包围。每到一处,敌人就进行搜山搜村、设卡,逮捕革命群众,破坏武工队和群众的关系。

71421日,国民党广西第八专员公署经过周密准备以后,命令灌阳县县长兼民团司令徐葆森、全州民团副司令唐守约率领各部,对以碧营乡铁口源为搜剿中心的灌江以东地区,进行拉网式“搜剿”。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大“围剿”,武工队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种种巧妙的办法跟敌人周旋,跟敌人玩“捉迷藏”,采取了你东我西、你南我北的办法,让敌人疲于奔命,无功而返。武工队还不失时机地对敌人进行打击,在东山大冲击毙特务李仲贤、密探盘子兴。游击队的活动局面得以完全打开。

 

第三节  桂北人民翻身队主力北上

  

一、天神岭会师

824,经请示中共桂柳区工委同意,桂北人民翻身队除留下一个分队,继续在灵川坚持斗争外,其主力由队长、代政委全昭毅率领,北上全灌地区。出发前,北上人员编成第七、第八、第九分队。与此同时,北上先遣分队派杨庆祝、蒋万民等到全州的内建、外建、麻市和咸水一带与汪记雨配合,发动群众,建立关系,迎接主力北上。下旬,杨庆祝、汪记雨到达灵川,为翻身队主力北上带路。828日,翻身队主力23人由灵川起程,经过长途跋涉,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97日到达全州县新建乡老厚塘村,在全灌的武工队负责人向总队领导全昭毅、陈亮汇报了近半年的工作情况。桂北人民翻身队主力从灵川顺利北上,到达全灌地区,是桂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桂北武装斗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927,北上部分主力到达全州天神岭与先到的先遣分队会合。根据总队的安排,将北上部分主力和先遣分队的成员,混合编为第八、九、十武工队。陆绍双、黄荣誉、黄宝敬、贝扬、梁莹、张明光等人编为第八武工分队,陆绍双任分队长,黄宝敬任副分队长,黄荣誉任指导员,主要活动在灌阳平板(新圩)至全州两河一带。邓崇济、全宝藏、蒋念洁、文曙光、黄汉星、李甲荪、蒋老十、刘运发、邓铁臂等人为第九武工分队,邓崇济任分队长,蒋念洁、全宝藏任副分队长,主要活动在东山和巨望乡一带。郑高、黄学文、蒋昌永、邓文光等人为第十武工分队,郑高任分队长,黄学文任副分队长,主要活动在灌阳秀江源、泡江一带。同时,原留在老厚塘一带的北上人员组建为钢铁基干队和第七分队。钢铁基干队由张俊任队长,肖永平任副队长;第七分队由杨庆祝任分队长,汪记雨任副分队长。从此,北上先遣分队的任务宣告结束,桂北武装斗争的重心由灵川转移到全灌地区。

三、创建以鹤龙村为中心的游击区

105,郑高带领的第十武工队到达秀江源的小元村,开始了恢复和开辟以鹤龙村为中心的游击区的艰苦斗争。由于敌人在秀江源、泡江村一带实行白色恐怖,第十武工队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处境十分困难。武工队白天隐蔽在山林,只能利用晚上开展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群众重新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建立了农民小组和群众据点。群众自觉地为游击队探报敌情,使敌人的多次“围剿”扑空。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从大屋院子发展到老松树山、看牛坪、桅杆田、桃李冲等周围一大片区域,建立起老松树山村到记石村的交通线,使秀江源、泡江和东山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第四节   桂北人民翻身队

爱群、湘漓、海洋部队的组建及其活动

 

一、爱群、湘漓部队的组建及对敌斗争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使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桂北游击战争迎来了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扩大游击区的新时机。

194811月,阳雄飞从中共华南分局在香港举办的“广西武装斗争学习班”学习回来,在全州新建乡老厚塘桂子岩召开中共桂北地方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称“十一月会议”)。

会议决定在桂北建立高原、南锋、爱群、越城、湘漓五个游击区,并组建五支地区性部队和一个直属总部的主力部队铁流部队。

“十一月会议”是桂北游击武装斗争由坚持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爱群部队  “十一月会议”之后,阳雄飞和傅一屏分头到东山、平板等地传达会议精神。在全州和灌阳两县,主要是组建爱群部队和湘漓部队。以原活动于灌阳县城以北、灌江以西至全州县城以南一带的第八武工分队活动区域划分为爱群游击区,以第八武工队组建为爱群部队。由陆绍双任队长,黄宝敬任副队长,黄荣誉任指导员,有人枪40多人,下设新圩、朝南两个武工队。

19493月,爱群部队发展到一个基干队和四个武工队。基干队队长梁祖德,副队长陆玉勇,指导员肖毅民。活动在灌阳的两个武工队为:蒋德武工队,主要在苏东、徐源、灌阳县城一带活动,也称上区武工队;王志中武工队,主要在新卫及现在的共耕、光明一带活动,也称中区武工队;6月,在灌阳又建立周耀明武工队,主要活动在沙罗源、大源一带山区。爱群部队发展到50多人枪。爱群部队的建立,使全灌两县交界的朝南、新圩、两河边界地区连成了一片。

湘漓部队  以灌阳县城以北、灌江以东至全州白宝等地的活动区域划分为湘漓游击区,以第九、第十武工分队为基础,组建湘漓部队。邓崇济任队长(19494月至5月,邓崇济外出学习,由郑高任队长;61日郑高牺牲后,邓崇济学习回来,仍由邓崇济任队长),蒋念洁任副队长,黄学文任政治指导员。湘漓部队下辖一个基干队和八个武工队。其中在灌阳活动的基干队,文曙光任队长;第一武工队,李光增任队长;第二武工队,蒋珍发任队长;第四武工队,奉志杰任队长;湘漓部队总人数达140多人。

爱群部队和湘漓部队建立后,广泛地发动群众,积极主动打击敌人,队伍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在壮大革命队伍的斗争中,两个部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活动。

惩处密探   12月14,湘漓部队镇压了经警告后仍顽固地多次密报游击队活动的东山新村副村长盘子兴,从而震慑了各地的敌人密探。19496月中旬,蒋珍发武工队夜袭大营村,镇压了与敌勾结、残害群众的惯匪头子“丙子瓜”(时如麟);后又夜袭吉头村,镇压了两名不肯改悔的国民党县政府的征粮员,并打开粮仓,将粮食归还群众。

竹山突围   1949211日晚,黄荣誉带领队员贝扬、陆俊提等8人,到龙塘村去做宣传工作。群众获知解放大军即将打过长江的消息兴奋不已,人声笑语不断。敌乡公所自卫队班长盘友林带人到龙塘村巡查,以为是老百姓在聚赌。一个敌人闯进屋内,突然被游击队缴械,余敌见事不妙,随即逃回乡公所报告。黄荣誉带队迅即撤往附近的竹山隐蔽。国民党县政府得知消息,出动自卫队,包围了龙塘村。由于游击队已撤离,敌人抓走了联络员黄荣都、伍二妹、黄老顺、黄甲崽等4人,并拦路设卡,封锁交通。

12日早上,国民党灌阳县长兼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徐葆森、副总队长谢祚仪等带领的县、乡自卫队300多人赶来增援。敌人认为游击队就在龙塘村附近,并实行搜山,将竹山一带重重包围。但是,游击队却不知道敌情如此严重。

上午8点钟左右,敌人开始第一次搜山。游击队发现竹山周围有人头晃动,估计有敌情;联络员黄敬臣的匆匆到来,已证实游击队的猜测。游击队立即组织战斗,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搜山。

游击队的还击,完全暴露了游击队的目标。敌人第二次搜山就投入全部兵力,采用四面包抄、步步紧缩的办法,逐步缩小包围圈。游击队在组织反击时,只抗击了东、南两面的敌人,而忽略了西、北的敌人,顾此失彼。到中午,敌人占领竹山顶峰,并用机枪向四周进行疯狂的扫射,游击队员被冲散,各自为战,捉迷藏似地,坚持反击。下午,敌人的增援人员从全州赶来。游击队员面对强敌,依然各自为战。晚上,趁着夜色,实施突围。在竹山战斗中,游击队共击毙敌人7人,击伤多人。但游击队除贝扬、黄荣誉和陆光超突出重围外,其余队员黄竞崽、陆俊提、陆绍概、唐祖心、张明光、梁祖生,以及联络员黄敬臣英勇牺牲。

13日,敌人占领竹山后,不仅将7位游击队员的头颅割去挂在灌阳县城“示众”,还残忍地挖出其心脏煮来吃,其手段野蛮至极。

竹山之战,体现了游击队员不惧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磨盘山战斗  1949年4月25,铁流部队部分战士共50多人,驻扎在碧营乡(今水车乡)的磨盘山被敌发现,国民党灌阳县自卫队100多人前往游击队驻地磨盘山进行“围剿”。在桂北人民翻身队副队长傅一屏和铁流部队队长肖永平的指挥下,沉着应战,趁县敌人尚未形成包围圈时,果断地向敌人进行反击。游击队迅速抢占制高点,形成犄角之势,与敌人展开激战。因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在交替掩护下,主动撤出了战斗,摆脱了敌人。战斗中,游击队击毙敌人5人,击伤4人,而游击队员无一人损伤。

掩护省农委书记李殷丹视察工作经过灌阳  1949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等地区,并继续挥师南下,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浪潮滚滚袭来。为迎来广西解放,中共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到桂北游击区检查指导工作。531日,李殷丹一行到达范家联络站,拟由全宝藏、郑高等人护送,经过郑高家乡东升乡鹤龙村到达全州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部。

因郑高率领队伍在家乡秀江源一带活动,已为敌人密切注视。鹤龙村村长郑萱阶和特务郑养林,把刺探到的情况报告了国民党灌阳县政府,敌人派出两个自卫中队,分别驻扎在老松树山村和郑高的家里。晚上,由于游击队事先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郑高带着李殷丹等人径直往自己家去时,在离家不远处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两个哨兵同时开枪,郑高的大腿中弹。郑高强忍着剧痛,举枪还击。敌人以为是游击队大部队来了,不敢出击。护送人员趁机掩护李殷丹突围出去。

郑高负伤后,为了保护上级领导和其他同志安全转移,他一声不哼,拖着伤腿,爬到屋后竹林旁的水沟边时,估计上级领导和同志们已脱离危险,于是将随身携带的挎包藏好,销毁所带的文件。61日黎明,被敌围困的郑高,高喊着:“你们打死我一个郑高,还有千千万万个郑高站起来,郑高是杀不完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从容地用枪对准了自己,牺牲时年仅25岁。

6月上旬,李殷丹在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部驻地全州枧塘乡桐塘村。

爱群、湘漓两个部队的组建与壮大,使党领导的桂北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496月,爱群部队和湘漓部队已建立2个基干中队和14个武工队,共340多人。“桐塘会议”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爱群部队和湘漓部队分别改编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三、六大队。

二、海洋部队的组建与活动

1949年春,为打通桂北与桂东两个游击区的联系,中共桂北地工委和桂北人民翻身队决定开辟灌阳县城以南的游击区,筹建海洋部队。

春节期间,翻身队队部首先派高源部队队长全宝藏进行前期调查工作。全宝藏以走亲戚的名义,到崇月乡桂平岩村(今属洞井瑶族乡)其姐夫家,了解敌友我各方的情况。通过一段时间的细致了解,发现灌阳南部地区的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群众基础比较好,具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而且,灌阳南部与恭城、灵川交界,处于山区和平原的结合部,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人员过往相对复杂,有利于游击队员活动,如果时机成熟,还可以创建游击根据地。

4月,翻身队领导决定由全宝藏负责筹建海洋部队的工作,及时组织和发展力量,开辟海洋游击区,并作了原则性的指示。

为了尽快开展工作,通过总队部协调,从其他部队中抽调了熟悉当地情况的队员,特别是灌阳籍南部和恭城籍的队员到海洋游击区,参加组建工作。如湘漓部队的黄汉星,高源部队的张振陆、队部的郭裕经等。同时桂林市城工委指示党员、桂师学生邓敬圭进入游击队,邓敬圭来到了海洋游击区,开展群众工作。全宝藏将骨干力量分到崇月乡和英俊乡的盐田源两个点,按照坚持大胆发展、反对保守的方针,把建党、建军与发动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半公开的身份开展工作,利用各种关系,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进行宣传,组建农民小组。经过第一阶段的宣传发动工作,建立了崇月乡和盐田源两个据点,还发展了下四村(即崇月乡北部的桃花村、顺溪村、商家村、大椅村)4个新点。

在总结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游击队接着在清塘凹村(今洞井瑶族乡太和村清塘凹屯)一带,组建了一批农民小组;邓敬圭和黄汉星在盐田源村组建了一批农民小组;黄汉星又到了崇月乡下四村组建了一批农民小组。这样就形成了以崇月乡为基地,以盐田源为依托,以下四村为屏障的梅花式的据点。

中共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到桂北检查指导工作时,对开辟海洋游击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指示:一要大胆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二要从农民小组到武工队,再到基干队,从小到大,逐步发展;三要桂北游击区经恭城向桂东方向发展,打通与桂东游击区的直接联系。

农民小组建立起来之后,积极分子迫切要求武装自己,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国民党地方政府有所觉察,不断地加强特务、密探的活动,强化乡村的保甲组织,力图扑灭革命火种。

为了解决武器和经费问题,尽快建立武装队伍,全宝藏派黄汉星、邓敬圭参加了高源部队攻打兴安县漠川乡公所的战斗,带回枪支和经费,农民小组,也通过多种形式和方法,收缴地主的武器,借用民枪,武装自己。613日,经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部的同意,在崇月乡田心村(今洞井瑶族乡太和村田心屯)召开会议,宣告海洋部队成立,由全宝藏任队长,高源部队的指导员李裕平兼任指导员。海洋部队下辖3个武工队。活动在盐塘村一带的为北区武工队,邓敬圭任队长,兼任政治指导员,郑芳任副队长;活动于下四村(今商家、桃花、大椅、顺溪)一带的为中区武工队,钟书明任队长,黄汉星任政治指导员;活动在崇月乡桂平岩、清塘凹、田心等村的为南区武工队,张振陆任队长,郭裕经任政治指导员。

海洋部队活跃于灌阳、恭城、灵川边境,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力图向恭城发展,打通与桂东游击区的道路。海洋部队后来扩编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

 

 

 

 

 

 

 

 

 

 

 

 

 

 

 

 

 

第九章  党的建设与统战工作

 

 

第一节  桂北人民翻身队北上先遣分队党支部

的建立及其活动

 

19482月底,中共桂北游击队特别支部决定在北上先遣分队中建立党支部。邓崇济任支部书记,傅一屏为组织委员,杨庆祝为宣传委员,支部成立时,共有党员8名。

北上先遣分队党支部的成立,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而且把握了北上先遣分队在开展工作时的主动性和目的性,为恢复和开创游击区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证。

1948513,北上先遣分队在全州县挂耙山会议上,作出了《全灌一个半月武装斗争工作总结》。《总结》在充分肯定群众工作、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分析了存在的不足。其中党的工作发展党员的力度还不够大,组织观念还不够强,情报工作较差,影响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队伍的壮大。

北上先遣分队支部在艰苦的游击斗争中还坚持组织好学习,平时分组进行。编为甲、乙两个学习组。按照学习内容和方式,拟定学习时间表。内容上大致为军事、政治、本队策略讲话、识字教育、学习总结等。

9月,3个主力分队和先期到达的北上先遣分队,在全州县天神岭重新整编成3个武工队,即第八、九、十武工队。至此,北上先遣分队的任务亦告完成,在其分队设立的支部亦随之撤销,所属党员10名并归中共桂北游击队特别支部领导。

在支部建设上,坚持每5天召开一次生活会(汇)报,分开活动时,则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组织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势和工作上的得失,指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党员坚持通过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极大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二节  中共爱群、湘漓、海洋部队支部

 

桂北人民翻身队主力北上全州、灌阳之后,武装斗争由点向面发展,党组织随着革命队伍发展而不断壮大。

一、爱群、湘漓部队党支部

在中共桂北地方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十一月会议”)上,对桂北地区党的工作总方针、总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做出了决议(即“十一月决议”)。会议决定在桂北人民翻身队所属部队和各区域部队中,建立桂北地工委的下属组织,以更好地领导武装斗争和开展群众工作。

在全州、灌阳来回活动的主要是爱群、湘漓两个部队。11月,爱群部队、湘漓部队两个党支部相继建立。爱群部队党支部由黄荣誉任书记,所属党员有黄荣誉、陆绍双、黄宝敬、卿世友、陆俊元、梁祖德、贝扬、陆俊提等8名。湘漓部队党支部由陈亮兼任书记,黄学文任副书记(19495月黄学文接任书记),所属党员有陈亮、黄学文、邓崇济、蒋念洁、全宝藏、郑高、文曙光等7名。爱群部队党支部和湘漓部队党支部建立后,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引导党员发挥骨干作用,做好部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培养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加紧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贯彻落实桂北地工委的决定,发挥了党在游击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19491月下旬,湘漓部队党支部编写了《勒马回头做好人》的宣传材料,散发给国民党各级行政人员和保安队,配合军事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建设需要,中共桂北地工委在1949420日印发了《关于党工作具体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了各部队支部的职权,党支部有直接吸收党员和批准符合入党条件的队员入党的权力,但新党员的志愿书要交地工委审核。桂北地工委的这一决定使各部队党支部在发展党员上有了较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622,湘漓部队党支部召开支部会议。会议由支部书记黄学文主持。会上,桂北人民解放总队队部派陈韬[37]传达上级有关精神。会后形成了会议决议:(一)确定一批教育及吸收对象。其对象以基干队为主,武工队次之。对地方党员之教育吸收,虽有商讨而无决定。(二)按期办理转党手续。(三)决定吸收新党员后即行分组。(四)部队领导机关的领导,分工领导武工队。蒋念洁领导第一、二、三、四武工队;黄学文领导唐政武工队、第五、六、七武工队;邓崇济领导基干队。

624,湘漓部队党支部发出了《桂北人民翻身队湘漓部队通告》。告之民众,湘漓部队执行严明的纪律,时刻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自己的队伍。

党支部积极培养和发展经过游击斗争严峻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使党的队伍得到了较快发展。到7月,爱群部队党支部的党员发展到27名,湘漓部队党支部的党员发展到25名。

二、海洋部队党支部的建立

1949年春,桂北地工委和桂北人民翻身队决定开辟灌阳县城以南的游击区,把桂北与桂东游击区联系起来,筹建海洋部队。桂北地工委将湘漓部队全宝藏、黄汉星、高源部队的张振陆和队部的郭裕经等党员调入海洋地区开展工作,加快海洋部队的建设步伐。同时,中共桂林市城工委所属党员、家在灌阳南部盐田源的邓敬圭由桂北地工委派到海洋地区来工作。

613,海洋部队党支部在崇月乡田心村成立,李裕平任支部书记,所属党员有全宝藏、黄汉星、邓敬圭、张振陆、郭裕经等6人。到7月,海洋部队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3名。

 

第三节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

第二、三、六大队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由中共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主持召开的中共桂北地委扩大会议(即桐塘会议),会上,对中共桂北地工委的领导进行了调整,由吴腾芳任地工委书记,阳雄飞任副书记,全昭毅、陈亮、傅一屏、诸葛鑫为委员;会议决定:要继续抓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会议宣布将桂北人民翻身队扩建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原活动于灌阳和全州部分地区的海洋部队、爱群部队、湘漓部队分别扩建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三、六大队。

在各大队设立党支部,任命李裕平为中共路东支队第二大队支部书记(兼),全宝藏、黄汉星、邓敬圭为委员。任命黄荣誉为中共路东支队第三大队支部书记,陆绍双、汪记雨、和治钢为委员。任命黄学文为中共路东支队第六大队支部书记,邓崇济、蒋念洁为委员。

第二、三、六大队的党支部成立之后,认真贯彻执行“桐塘会议”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和组织建设及部队的政治教育。

7月下旬,为适应新的斗争发展形势,第六大队党支部召开一次支部会议。其主要内容是:支部委员开展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从而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统一认识,加强工作的协调性。支部委员通过进行自我反省和互相批评,肯定了个人和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也指出了个人和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通过推心置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到了自身和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增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极大地推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这次支部会议,比较客观、公正、公开地评价党支部的工作,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游击队党的建设工作提供了积极的学习范例。

同在7月下旬,第二大队支部开展了在阶级、思想、作风等方面的“三查”活动。拟定了《路东支队第二大队三查(阶级、思想、作风)提纲》。这次活动的开展,使全体游击队员明确了自己的家庭属什么阶级,自己的思想上有没有问题,作风上是否正派等,进一步提高了队员对党的认识。

929,中共第三大队支部针对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为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支部作出了《关于目前党工作的意见》[38]。对如何进一步做好党的工作,党员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做了明确的规定。

在部队党的工作上,各支部都将党员编成小组,每5天过一次组织生活。队伍中的纠纷、重大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都通过组织会议来解决。党小组的组织生活,重点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教育和文化学习。同时,规定每个党员至少有一个教育对象,并按一定的方法进行教育。

在地方工作上,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小组。在农民小组学习中,多谈党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使小组成员多了解党的知识;吸收地方党员,既要加强保密工作,又要放手开展活动,支援游击队的行动。

在队员入党的问题上,主要是看其成份单纯,工作积极负责,敢于斗争,愿意过组织生活和缴纳党费,对党员的思想和行为,也提出了多项严格要求。

第三大队支部的这个工作意见,明确了党的工作任务、组织关系、组织生活、队员入党的程序和党员的准则等,对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在灌阳的游击队的党建工作,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提高了党在灌阳各阶层的影响;使革命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党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至灌阳解放前夕,3个党支部,拥有党员114人。

 

第四节  中共都庞岭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抗战胜利后,灌阳一批青年学生到桂林求学,他们当中要求进步的人,逐步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育,在学校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半年,桂林师范学校的应届学生即将毕业。按照中共桂林市城工委桂师应届毕业学生党员回本县参加武装革命斗争的决定,灌阳籍的进步应届毕业生,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回灌阳参加武装革命斗争。

5月底,桂师学生党员王化罴离校回灌阳前,桂林市城工委书记陈光对其指示:(一)迅速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二)回去建立党支部,由王化罴任书记,孙宏树任组织委员,王业斗任宣传委员,支部有权发展和批准党员;(三)离桂后的组织关系由市城工委转到地工委。

6月上旬,按照陈光书记的指示,王化罴等人在灌阳建立了代号叫“都庞岭”的党支部。 6月5,都庞岭支部召开第一次支委会。党支部按照陈光指示,先开展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通过同学、亲友关系,联络进步知识青年,发动贫苦农民建立农民小组,开展统战工作,印发《将革命进行到底》、《约法八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摘要)》、《土改法大纲》等内容的宣传小册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都庞岭党支部先后在竹山、孙家湾、小江头、毛坪曹家、江口、铁石堆等村建立了9个农民小组,成员达63人。在东升、龙仁、龙江等部分山区做工作,则利用串联的形式发展基本群众,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在广泛地联系知识青年,发展基本群众,建立农民小组的基础上,都庞岭党支部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壮大党组织,培养发展了卿昌、曹和霖、范隆林、文嘉斌等4人加入党组织。

8月上旬,支部派孙宏树与游击队员邓敬圭取得联系,并介绍了都庞岭党支部的工作情况。邓敬圭回去后,向桂北地工委委员、总队参谋长兼路东支队队长傅一屏作了汇报。822日,都庞岭党支部接到通知,组织了20多人(包括7名党员在内)上山参加游击队。当夜启程,次日中午,赶到了北江村(今属西山瑶族乡),编入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组成第六、第七武工队。第六武工队由家住灌江以西的人员组成,孙宏树任队长,第七武工队由家住灌江以东的人员组成,王化罴任队长。支部中8名党员,有7名党员参加了游击队。都庞岭党支部组织的人员中没有加入游击队的,则留在当地做交通联络工作。

编入桂北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后,都庞岭支部的全体党员合并到第二大队党支部。中共都庞岭支部的工作至此结束。

 

第五节  党组织的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工作,对党领导的游击斗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灌地区活动的中共第二、三、六大队的党支部,把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以减少武装斗争中的阻力,为游击队主动出击打开新的局面。

19497月,桂北人民翻身队发出了《关于搭线问题》的指示,指出:今天我们革命,仍然是扩大反美蒋的统一战线,仍然应大量吸收小资产阶级及其他各阶层群众参加进来,团结中农,联合与中立不反对我们现行政策的地富分子与一切可能联合与中立的社会力量,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指示和桐塘会议精神,党组织采取多种方法,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一、争取国民党县乡政府官员的支持

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给国民党灌阳县的军政人员写信、寄送宣传品,做分化瓦解和争取他们的思想工作。狮龙乡乡长戴芳棣、灌阳县民众自卫总队队长周琼等人,都是通过做工作使其成为游击队的朋友,甚至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周琼与郑高常有书信往来,在郑高牺牲后,敌人曾从其身上搜出未来得来及销毁的周琼给他的信。为此,周琼[39]被敌三二九师羁押到桂林。戴芳棣在办理乡长移交手续时,及时将情报送出。游击队趁当晚新任乡长举行庆贺“荣升”时,采取突然袭击,一举夺取了狮龙乡乡公所。

第三大队支部给平板乡(今新圩乡)乡长蒋植物、乡队副范觉、县自卫队分队长易生玉等人多次写信;第二大队支部给英俊乡(今黄关镇)乡长周开泰写过信。这些人在当时虽坚持反动立场,但通过党组织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在思想上开始有所觉悟。194912月,逃往崇月乡的敌残部副团长陶全、黄桥夫和县参议会副会长蒋作錂、谍报队队长周开启、政工室主任周开泰等人,就密谋向游击队投诚。后因谢祚仪向白浪涛告密,事情败露,导致陶全等3人被杀。

通过统战工作,使国民党地方武装发生转变,一些对白浪涛反动政府失望的地方武装力量纷纷脱离白部,12月初,昭文乡自卫队10多人,就携械逃离白部,返回到崇月乡顺溪江,找到桂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第二武工队,向其投诚。14日,崇月乡自卫队邓仁杰部36人,逃离白部,直接向第二大队第三武工队投诚。文子康、易生玉部300多人,邓材骏部30多人向游击队起义投诚。

都庞岭党支部积极做好开明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做工作,开明人士王元华、周运封、孙孝珏、文崇正等人把自己的防身武器送给了游击队;有的还主动掩护游击队,为游击队通风报信,提供情报。文崇矩、王元良、陆伯瞻等人,在党支部的引导下参加了游击队。特别是支部印发的小册子《约法八章》,使一些国民党的村长能够了解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形势,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不仅不再向反动分子告密,而且为游击队作掩护,支援游击队枪支。积极的统战工作,不仅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使游击活动的开展更加便利。

二、建立“白面红心”政权

村一级组织是社会的基础。党组织和游击队,通过同学、亲戚、朋友、宗族等关系,做国民党一些村长、甲长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了解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形势,争取他们同情革命、理解和支持革命;并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为党组织和游击队提供方便和情报。上泡村村长蒋玉宣,名义上是国民党上泡村的村长,实际上是帮着游击队。为了分化瓦解敌人,邓敬圭多次去做国民党地方绅士和官员的工作。他找到三自村村长侯祖儒、副村长梁安祥、姜维冲,绅士蔡世侯等人,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促使他们转变了思想,主动支持和帮助游击队。梁安祥把村公所的两支七九步枪和自己的手枪都交给了游击队。他们的行动让敌人知道后,不久,侯祖儒、蔡世侯[40]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雷公岩的甲长奉朝保、大源村的村长黄正武、宅(国)豪村的村长蒋世辉等人,表面上他们是国民党的村官,是村长、甲长;而暗地下却是党组织和游击队的联络员,是党组织所掌握的“白面红心”政权。他们利用其合法身份,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支持钱粮武器,保护游击队的家属,掩护部队往来;使游击队在打击敌人和隐蔽自己、休整部队方面,有了回旋之地。

三、举办培训班,宣传党的政策

19498月,第六大队在东山举办了一期旧知识分子培训班,吸收曾任国民党村(甲)长、小学教师、医生以及其他比较开明的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上层人物参加培训班。由党组织的负责人给他们上课,讲解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当前的形势,帮助他们转变政治思想,提高认识,站在人民一边,为革命多作贡献。像开明并积极支持过游击队的地主易馨阶、孔介甫等人,都参加了培训学习。他们不仅同情革命,还捐钱捐粮和捐送武器,使游击区真正成为游击队的大后方。培训班起到了稳定民心、争取中间和开明人士同情支持革命的作用,在全灌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争取范修荣起义

范修荣是国民党灌阳县昭文乡乡长兼乡自卫中队队长,掌握着昭文乡的警队及一个中队的武装力量,共有80多人枪,是灌阳境内最反动的武装队伍之一。

19495月,按照湘漓部队领导人邓崇济、蒋念洁的指示,王介民、唐其章利用与范修荣的亲戚关系[41],共同做范修荣的工作,争取其率队起义,削弱敌人的力量。

当时,王介民在桂林省立图书馆工作,唐其章在桂林市私立育德小学任教。5月上旬,以唐其章的妻子何锦鸾的名义写信给范修荣,请他到桂林玩。下旬,范修荣到桂林找到王介民和唐其章,受到热情接待。王介民和唐其章给范修荣分析当前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敦促他弃暗投明,率队起义,投向桂北游击队。经过真诚的劝导,范修荣的思想已有所转变,但没有立即答应起义。

6月,唐其章回到灌阳,约范修荣密谈。经过耐心的劝导和讲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使其深受触动,答应尽快举行起义。但直到8月上旬,范修荣还没有行动。为此,唐其章再次约见范修荣,了解到敌三二九师对范修荣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使其无法脱身。

为促使范修荣顺利起义,第六大队决定攻打全州的清水办事处,牵制国民党三二九师的兵力。824,第六大队领导邓崇济、蒋念洁率队向清水办事处发起进攻,留下政委黄学文(代号张一峰)带人迎接范修荣起义队伍。清水战斗打响后,范修荣趁三二九师驻昭文乡的部队增援清水办事处时,将队伍开往东山,接受第六大队改编,受到了第六大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范修荣发布《告地方父老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和腐败,表示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队伍的行列。同时,第六大队也发布了《为范修荣同志起义告同胞书》,号召地方人士和国民党地方武装向范修荣看齐,从速抉择,投入革命的怀抱。范修荣率队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军心,给予了敌人有力的打击,扩大了革命队伍。

五、做好民族工作

游击队党组织在民族工作上始终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把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与党和游击队的利益放在一起。桂北人民翻身队北上先遣分队到达全灌地区后,依靠山区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上半年,在蒋念洁的建议下,凭着蒋念洁与东山瑶同胞的良好关系,北上分队在瑶族聚居区东山乡班周村组织了第一个农民小组;之后,由班周村发展到雷公岩村、油麻石村,使之连成一片,东山瑶族地区成为武工队的红色堡垒;瑶族青年奉永铭等人,在邓崇济、蒋念洁等人的引导下参加了游击队,还加入党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郑高、黄学文等人在泡江、秀江源村一带活动时,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共产党是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闹革命就是解放瑶族同胞,将来过上好日子。武工队在瑶族地区活动,尊重瑶族同胞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得到了瑶族同胞最大的支持,瑶胞把游击队员当成自己人。第六大队第一武工队,队长蒋昌永带领其队员通过走访、书信的形式,开展少数民族统战工作。使游击队员与凤福山成了亲密的朋友,得到了广大瑶民的支持和帮助。瑶族地区成为游击队最安全的靠山。

 海洋部队创建之初,充分利用瑶族地区的有利地形,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区。全宝藏首先在崇月乡桂平岩村建立农民小组,之后又发展了太和、田心、保良等村,建立群众据点,并在田心村开会宣布成立海洋部队。邓敬圭在其家乡三自村(今西山瑶族乡盐塘村)一带组建农民小组,发动瑶族同胞加入农民小组,建立海洋部队北区武工队。敌人对三自村(今盐塘村)进行残酷的“围剿”,邓敬圭的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往山里去逃难,当邓敬圭带着游击队员遇到她时,她没有责怪儿子和游击队员们半句。这不仅体现了一个母亲的宽容,也说明了瑶族同胞对游击队的理解和支持。

 路东支队第二、三、六大队的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游击队得到了人民群众、开明绅士和地方进步人士的拥护与大力支持,孤立了国民党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打击了顽固分子,减少了游击队开展工作的阻力,使游击队在最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下来,并不断壮大革命队伍。

 

 

 

 

 

 

 

 

 

 

 

 

 

 

 

 

 

 

 

 

 

 

第十章 武装斗争的大发展和迎接解放

 

 

第一节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

第二、三、六大队的建立

 

19494月,解放大军渡过长江,挥师南下。24日,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在地南京,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不断高涨。

根据桐塘会议精神和中共广西省农委的指示,723日,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发布成立宣言,桂北人民翻身队扩建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由吴腾芳任总队长兼政委,全昭毅任副总队长,阳雄飞任副政委,傅一屏任参谋长,陈亮任政治部主任。总队下辖路东和路西2个支队,12个大队。路东支队下辖第一、二、三、五、六、七大队,由傅一屏任支队长兼政委;路西支队下辖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大队,由全昭毅任支队长兼政委,诸葛鑫任副支队长。原活动于灌阳和全灌地区的桂北人民翻身队海洋部队、爱群部队、湘漓部队分别改建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三、六大队。

第二大队由全宝藏任大队长,李裕平任政委(兼),主要活动于灌阳的南部及临桂、灵川、恭城边境地区。第三大队由陆绍双任大队长,黄荣誉任政委,汪记雨任副大队长,主要活动在灌阳的北部和灌江的西部、全州的东南部等地区。第六大队由邓崇济任大队长,黄学文任政委,蒋念洁任副大队长,主要活动在灌阳的北部、灌江的东部,全州的白宝、两河等地区。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后,积极主动地依托山区优势,由山区向平原挺进,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标志着党领导的桂北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迎接解放的新阶段。

 

第二节  地方反动势力的最后挣扎

 

19497月,虽然国民党大势已去,但是李宗仁、白崇禧集团仍幻想着以广西为大本营,进行抵抗。在广西境内强化其反动统治,对所辖部分县的县长进行了调任,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荔浦县的民团副司令白浪涛调任灌阳县县长。白浪涛到灌阳后,就加紧组织反动力量,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对游击队进行残酷的“围剿”。

白浪涛到任后,一是大肆屠杀政治犯和无辜群众。白浪涛上任不到10天,就将关押在狱中的游击队员、联络员黄树民、谢绍坤、郑曙新和无辜的群众12人杀害。二是进一步加强“五户联保”制度。搞所谓的“护村委员会”,推进“国民反共公约”,颁发、印制“各级机关民众反共宣誓办法及标语口号”,发布“共匪自新办法”,派员到各乡村宣传实施,妄图分化瓦解游击队。三是采用恐吓、造谣、蛊惑等手段,割裂群众与游击队的关系。白浪涛派人把无辜的群众杀害,就造谣说“游击队又在乱杀人”,把杀人的罪名嫁祸于游击队。四是成立街村“农会”,用“减租限田”的办法,企图挽回民心。他们提出“保家乡、保财产、保生产、保生命、争自由、争平等、争生存”等口号,用来蛊惑人心,愚弄群众。

在经济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除加紧征粮、征税外,还对游击队的家属、亲戚和无辜的群众进行勒索,查封和没收游击队家属的财产。每一次“清乡”,白浪涛都要对被“清乡”的村进行摸底,了解哪些人与游击队有来往,之后抓人。白浪涛在上四乡“清乡”,每次拘押游击队的家属、亲戚和群众少则10多人,多则30人不等。凡被关押的人,要交纳罚款才能取保释放。很多游击队员的家属和群众被迫出卖家产赎回亲人。白浪涛在撤退之前,命令亲信白崇成、周开启及典狱员范某某等人,向在押的人员勒索赎罪金三元、十元、二十元、三十元[42]不等,主要视其能缴多少而定,缴款放人。白浪涛有一次“清乡”,就向被拘押人员勒索保释金五六百元。就是白浪涛逃至观间阁后,亦是如此。白浪涛在灌阳仅仅从“犯人”身上勒索来的钱物就达数千大洋之多。

在军事上,一是不断扩充自卫队,加强反共力量。白浪涛在任4个月就征兵4次,将全县自卫队扩充到上千人。二是加强谍报特务组织,白浪涛到灌阳,就将周开启的谍报组扩大为谍报队,人员由20人增加到40人,并大量地收买密查、坐探,特务遍及全县,到处刺探游击队的情报,为自卫队“围剿”提供各种线索。三是大量启用军事人员,强化武力统治。白浪涛将退役和逃跑回乡的国民党军官纠集起来,在县城成立了“在乡军官会”,他自任会长,国民党军队回乡的少将卿明骐任高级顾问。白浪涛对回乡的国民党籍军官委以重任,让他们充当县乡军政主要头目。1948年从辽沈战场回来的国民党军队中校军官黄桥夫,被委以县民众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曾任国民党军队营长的唐震被委以狮龙乡乡长。四是成立剿共“军政指挥所”。为了便于就近指挥自卫队“围剿”游击队,白浪涛在离县城较远的昭文乡、崇月乡分别成立了“军政指挥所”。委派黄桥夫为昭文乡“军政指挥所”主任,就近指挥巨望、昭文(今文市镇)、碧营(今水车乡)、平板(今新圩乡)等乡自卫队的军事行动;委派陶全为崇月乡“军政指挥所”主任,就近指挥崇月、英俊(今黄关镇)、狮龙(今新街乡)、龙江(今新街乡)等乡自卫队的军事行动。县城附近的东升(今灌阳镇)、龙仁(今灌阳镇)两乡则由白浪涛直接指挥。五是大肆“围剿”游击队。

8月以后,白浪涛按照国民党广西第八专员公署“五县大围剿”(全州、灌阳、灵川、资源、龙胜)的部署,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二二九师和三二九师,以崇月乡、盐田源、立田、泡江、东山等地为重点,采取集中兵力、分区“围剿”、拉网搜捕、铁壁合围、长途奔袭等形式,对游击队进行一次又一次“围剿”。六是加紧“清乡”。白浪涛一上任就成立了“清乡委员会”,自任主任,下设军事法庭,自任审判长。发布《灌阳县政府为清乡剿匪告民众书》,声称“为匪、通匪、窝匪、纵匪、庇匪、济匪者,杀无赦!”

910月,白浪涛自率部属先后在巨望、昭文、碧营、平板、崇月、英俊等乡开会训示,进行反共宣传、清查户口、点验民枪。他们肆意抓捕“形迹可疑”的人,如其人不在家,则捉拿其家属“问罪”。每“清”一个乡,就有10多人被抓,有时被抓人员达数十人,将其拘押。许多游击队员的家属和无辜的群众深受其害。游击队联络员刘玉顺、蒋太林、王光荣等被杀害,游击队负责人黄荣誉、陆绍双、蒋念洁等人的家被焚烧;邓敬圭的妻子侯白月身怀有孕,敌人将其杀害,暴尸江中;将他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妹赶出家门。盐塘村的群众据点,被敌人洗劫一净。

白浪涛在灌阳的4个月里,有近百名游击队员及其家属、无辜的群众惨遭杀害。

 

第三节  游击队主动出击

 

为了粉碎白浪涛的“围剿”,配合解放军进军广西,活跃在灌阳境内的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二、三、六大队,主动出击,与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一、阴江突围

19497月初,为了打开新的局面,培养革命骨干充实部队,总队部决定在海洋山区的阴江举办一个培养搞民运工作、政治工作的训练班。总队的领导吴腾芳、阳雄飞和陈亮等一起来到海洋山地区,给培训班上课。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参加培训活动的人员被敌人包围,陈亮发现情况不妙,立即率领小分队转移,顺阴江上游走,甩脱了自卫队的追击,到达谢家坪,干部培训学习班继续进行。

710下午,学习刚刚结束,国民党县自卫队300多人向谢家坪包抄过来,很快占领了谢家坪后山高地。由于游击队只有30多人,面对强敌,总队长吴腾芳当机立断,命令分组突围。经奋力反击,游击队摆脱了敌人,胜利突出重围。突围战中,游击队员廖茂金牺牲。恼羞成怒的敌人将支持游击队的户主邹德修杀害,并毁坏了他家的房屋和全部家具。

阴江突围,是游击队一次以弱对强的成功突围战。

二、商家街遇敌与全宝藏牺牲

7月下旬,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全宝藏率领第二武工队在商家街附近一带活动。28日,全宝藏从联络站和做生意的群众中得知,白浪涛带着一班亲信即将到灌阳就任,已由桂林到达恭城县的栗木街。听到这个消息,全宝藏决定主动出击,组织队伍,在敌人必经之地二十五里峡进行伏击。

恰在此时,总队参谋长兼路东支队队长、政委傅一屏率领主力第一大队一个分队,已到桃花村老屋场,通知全宝藏赶快前往驻地。全宝藏布置好武工队待命后,由第二武工队队长钟书明随其赶往5公里外的老屋场。在获悉商家街上无敌情的情况下,全宝藏决定经商家街上走大路取捷径前往。

诡诈的白浪涛,担心游击队随时都会对他伏击。在恭城县的栗木街时,谎称有病要在栗木街停留几天,实际上他率领部下,经过化妆夹在商队中,走过二十五里峡,直到商家街才停下来。白浪涛马上派出岗哨,占领要道,凡来往的行人,只准进,不准出,封锁了其已到商家街的消息。

全宝藏和钟书明走到商家街口,即被敌哨兵发现。为了不暴露游击队驻地,他们朝着与之相反的方向走,并分路撤退。全宝藏因不熟悉地形,在过灌江时被敌人追上。敌人在岸上向涉江的全宝藏射击,全宝藏多处受伤;他觉得自己已不能脱身,将所带文件和手枪藏于江底石洞中,全宝藏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只找到了一支钢笔,而无法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全宝藏[43]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游击队的行动。

三、游击队的主要武装斗争活动

镇压特务、坐探   7月下旬,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三、六大队先后在龙仁乡的沙子桥和水里冲镇压了敌特务曾鬼头和伪装游击队专干坏事、破坏游击队和群众关系的敌便衣人员7人。

巨望乡伏击战  湘漓部队的领导经过侦察得知,驻扎巨望乡乡公所敌人20多人,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在离乡公所半里外的立品拉草坪出操。决定在此伏击敌人。714日清晨,湘漓部队队长邓崇济、副队长蒋念洁率领该部队基干队和第二武工队的战士,在立品拉草坪设下埋伏,在敌人进行徒手训练时,集中火力进行射击。战斗只持续了数分钟,就宣告结束。在战斗中,打伤敌人1名,俘敌8名,缴获步枪10余支、子弹数十发。

破坏敌人通讯设施   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第一大队两个分队、第二大队第二武工队在附近地区的群众的配合下,分三路行动,将倒风塘至小堰塘长达6华里的电杆全部锯断,把电线沉入深塘之中。使敌人信息中断达一个多月。同时,第二大队先后在县城附近之丁塘口和崇月乡、英俊乡等地,对敌人电话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破坏。

攻打狮龙乡战斗   8月26,第二大队和第一大队各一部在总队参谋长兼路东支队支队长傅一屏指挥下,利用敌乡长新老交替、防范松懈之机,包围并攻打狮龙乡公所。但在尚未合围以前,一位游击队员的枪走火,暴露目标,敌人全部趁机从后门逃脱。这次战斗缴获步枪8支、子弹200多发。事后,国民党灌阳县长白浪涛以失职罪将狮龙乡乡长邓承伟和副乡长撤职查办。

定岗坳伏击战  10月初,敌三二九师戈鸣残部向恭城方向撤防,第二大队命令郭裕经、王贵恒带领所属武工队9名队员在灌阳与恭城县交界的定岗坳相机伏击敌人。武工队埋伏在紧靠恭城一侧的山包上,待大部分人马已过,迅速伏击其殿后的一个班,俘虏桂军12名,缴获步枪2枝、子弹240发,手榴弹4枚,军用物资一批。

杨柳井伏击战  1012,第三大队政委黄荣誉等人获悉昭文乡自卫队的一个分队约20人,前两天到县城去领枪支,不日将原路返回。黄荣誉决定在杨柳井附近伏击敌人。当晚,黄荣誉率领一个分队40多人,隐蔽地进入杨柳井附近的定屋村。13日黎明前,游击队员进入杨柳井至枫树脚之间伏击地点,到上午,自卫队原路返回全部进入伏击区,全队三个伏击点同时发起攻击,战斗持续大约10分钟后,敌人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由于情报准确,部署得当,进行得非常顺利,俘敌全部,缴获步枪10支、手枪1支、子弹数百发。

扰袭灌阳县城  1025日夜,第三大队上区武工队在队长周耀明带领下,对县城进行了一次扰袭。武工队到达三里桥一带,将县城通往北面几个乡、村的电话线剪断,在附近墙壁、树杆、石碑上张贴宣传单和标语。然后,武工队在县城附近的龙仁乡公所所在地接官亭西北面的刘家包,向接官亭方向打了4轮排枪,等敌人反应过来组织还击时,武工队已安全撤离。这次扰袭县城,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白浪涛被迫抽调部分“围剿”游击队的兵力,加强对县城的防守,并将龙仁乡自卫队专任队副撤职,该乡公所职员不敢再到接官亭办公。

倒风塘战斗   124日夜,易生玉率退守在崇月乡的县自卫队200余人,到崇月乡商家街(今属黄关镇)一带掳掠,行至倒风塘岸边的凉亭时,被游击队警戒的哨兵发觉。钟书明率领一个中队前往倒风塘阻击。距倒风塘对面凉亭不远时,与县自卫队遭遇发生激战,敌人5挺机枪向武工队扫射,冲在前面的武工队队员陆英永、杨景成当即中弹牺牲。随后,第二大队基干队第二分队和第一、第二武工队相继投入战斗。这次战斗从天亮开始,一直打到下午,敌人凭着优势兵力,向武工队阻击阵地发起3次疯狂进攻,均被游击队奋力击退。敌人见掳掠计划难以实现,被迫从亭子后面山上撤回崇月乡公所。

    游击队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快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灭亡,为迎接解放大军解放灌阳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灌阳的解放

 

一、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194984,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在长沙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势如破竹。这给桂北游击队员们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给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提出了新的任务——如何迎接解放大军进军广西,解放广西。

早在桐塘会议上,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就迎接解放军的事作了指示,要求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用代号为“林刚部队”与解放军联络。

吴家村会议  98,中共桂北地委和桂北人民解放总队队部在灌阳县崇月乡(今观音阁乡)顺溪吴家村召开大会,地工委书记、总队长兼政委吴腾芳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挺进广西的大好形势,指出游击队全体指战员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严防敌人垂死挣扎。号召大家坚定信心,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以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会后,印发了《桂北的建党问题》、《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公布局部和平条件》等重要文件。

109,衡宝战役结束后,白崇禧军事集团败退广西。企图依据广西老巢负隅顽抗,阻挡解放军进军广西。

路东支队第二、三、六大队,根据1010桂北总队发布的《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命令》、《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最后通牒》以及桂北总队政治部发出的《告伪乡公所全体员警书》,积极出击,勒令敌人投降、和平移交政权和武器。命令所属各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桂北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解放桂北人民”。

1028,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下发了《十月指示》[44],《十月指示》分析了全国和广西的形势,明确了桂北总队的行动方针,就是由过去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壮大自己和逐渐削弱反动势力的方针,改变为有计划有步骤在猛烈壮大自己和采取由消灭到肃清反动势力的方针。在具体做法上,政治方面:消灭敌人的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积极展开政治攻势,促成脆弱的反动派接受游击队的和平条件,实行和平移交。军事方面:壮大队伍,扩张主力,并集结主力扫荡桂北反动势力,准备南征。民运方面:大胆地开辟新区,在老区把农民小组扩张成为农会,每个农会中有党员做核心;在新区成立农民小组,逐渐扩张成立农会。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可能会趁机进行阴谋破坏活动,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发布了《桂总字第二号布告》。路东支队第二、三、六大队按照《布告》的要求,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有功受奖”的原则,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拟定了《关于人民欢迎解放军委员会组织章程》[45]。第六大队发布了《为即将发动全面攻势告桂北父老》书,表明了游击队保护人民利益,要求群众动员在国民党反动派队伍中的亲人,尽快回家,弃暗投明。

在此期间,路东支队第二、三、六大队坚决执行总队命令,活动范围逐步由山区转向平原,集结力量进入重要村镇公开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大造革命声势。

10月中旬,第三大队和第六大队开进国民党昭文乡公所,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张贴“安民告示”。第三大队大队长陆绍双和政委黄学文先后在会上讲话,宣告反动派末日即将来临,号召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争取最后胜利。

为了迎接解放,做好对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桂北总队对各大队划分了区域,由第二大队以及第三、六大队一部负责接收灌阳县城,第三、六大队大部负责接收全州县城。

111,路东支队第三大队发布了《东三字第十号布告》,告之人民群众:游击队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坚决消灭敢于顽抗和损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

11月初,第六大队大队长邓崇济等5人,前往湖南省零陵与解放军第四十军取得联系,向军领导汇报了桂北地工委和游击队的工作,并给该军排以上干部介绍了桂北游击队和广西的风土民情。

二、地方反动势力溃逃与解放灌阳县城

119,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由湖南向桂北进军,17日,在桂北总队第一、三、六大队一部的配合下,解放军率先解放全州县城,即将兵临灌阳。

白浪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组织“应变委员会”,筹办逃跑事宜,将县里的常备大队由原来的1个扩充为3个。加紧推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大量抢夺粮食,“以济军粮”,规定“如有抗不缴粮者,以投匪论处”。同时,在县城实行“宵禁”,烧毁文件档案,集结全县所有军政人员于县城,准备向南面的崇月乡逃窜。18日晚,白浪涛召集亲信及要员谢祚仪、蒋辅等数十人,在县城关帝庙[46]的“关岳二神位”面前焚香点烛,歃血盟誓,图谋继续与人民为敌。

19日深夜,白浪涛携全县国民党军政人员,押解着挑夫及抓来的“政治嫌疑犯”共1000多人逃离县城,向崇月乡逃窜。20[47],黄荣誉率领第二大队基干队第一分队和第六、第七武工队以及第三大队周耀明武工队进驻灌阳县城,灌阳宣告解放。

接着,第六大队副大队长蒋念洁率领1个中队和3个武工队进入县城,共同组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驻灌阳县大队,黄荣誉任大队长,蒋念洁任副大队长,黄学文任政委。由县大队负责维持社会秩序。

游击队进驻灌阳县城以后,昭文、巨望、碧营、平板、龙仁、龙江、东升、狮龙、英俊等乡相继解放。

1120,白浪涛逃到黄牛市(今黄关镇黄关村),根据其上峰的指示,将县自卫队及各乡自卫队改编为广西反共救国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六团,白浪涛自任团长,谢祚仪、陶全、唐荣曙、黄桥夫任副团长,下辖3个营10个连,1个谍报队、1个警察队。

1121,白部溃逃退到崇月乡,窥探形势。一边与恭城、桂林方面联系,一边派易生玉率部扼守二十五里峡,以防游击队和解放大军追击。白浪涛在崇月乡仍然无恶不作,抓夫抓丁,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在崇月乡20多天里,有近20人惨遭其杀害。

在崇月乡(今观音阁乡),白浪涛集团发生内讧。副团长陶全等人曾受到游击队党组织统战工作的影响,在跟随白浪涛到达观音阁时,陶全、黄桥夫,县参议会副参议长蒋作錂、谍报队队长周开启、政工室主任周开泰等反对白浪涛将地方实力带走,并密谋杀掉白浪涛,掌握其所带人马,寻机联系游击队投诚。因副团长谢祚仪告密,122,白浪涛抢先动手,以开会为名将陶全等人召集,布置亲信将陶全、周开启、周开泰3人枪杀,而黄桥夫、蒋作錂等人,拼命逃脱。

1214,白浪涛[48]将大部分文卷档案收藏于乡长刘芳城家。下午,率部逃离崇月乡,往灵川方向逃窜,1215,白浪涛率部逃离灌阳县境,驻灌大队一部(原桂北总队第二大队第三武工队)随即解放崇月乡公所。至此,灌阳全境获得解放。

三、中共灌阳县委和灌阳县人民政府成立

194910月,根据中共华南分局决定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命令,中共灌阳县委和灌阳县人民政府领导人,在湖北省武汉市确定,申本田任县委书记,王沉山任县委委员。11月下旬,在全州县城,经中共桂林地方委员会和桂林专员公署的领导与中共桂北地工委和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的领导研究决定,并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准,王沉山任灌阳县人民政府县长,蒋念洁任副县长,李予同任中共灌阳县委组织部长、黄学文任中共灌阳县委宣传部长、周希量任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长、黄荣誉任驻灌大队副大队长。除南下干部稍后到达外,其余原游击队领导人均按时到职。新的领导机构成立后,即在全县范围内发布《通令》、《布告》,调整各区、乡武装部队,扩建驻灌大队,制定治安法规,维护社会治安,责令国民党军政人员限期到指定地方登记,制发标语口号,进行广泛宣传。

194912月初,南下的灌阳县领导班子成员抵达灌阳,宣告中共灌阳县委员会、灌阳县人民政府成立。接着下发文件,将全县划分为3个区、10个乡,并分别委派了区、乡领导人。

黄牛市区,下辖崇月、英俊、狮龙3个乡;城厢区,下辖东升、龙江、龙仁3个乡;文市区,下辖平板、碧营、昭文、巨望4个乡。

在中共桂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党员和游击队员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灌阳的统治,提高了党在灌阳各阶层的影响。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经过两年半的武装斗争,在灌阳的党组织已发展到3个支部,拥有党员114人。其中中共第二大队支部有党员34名,中共第三大队支部有党员49名,中共第六大队支部有党员31名。

在灌阳的武装力量发展到3个大队,6个中队(下辖13个分队),19个武工队。其中第二大队下辖1个基干中队(下辖2个分队)和6个武工队:第三大队下辖3个基干中队(下辖8个分队)和6个武工队:第六大队下辖3个中队(下辖3个分队)和7个武工队。游击队共发展到1000多人,在灌阳境内作战30多次,歼敌50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手枪等共400余支[49];有85名游击队员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灌阳人民的光荣史册。

 

 

 

 

 

 

 

 

 

 

 

 

 

 

 

 

 

 

 

   

 

1924

7  在广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的进步青年蒋赤魂,利用假期回到家乡水车乡德里村,组建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具有先进革命思想的青年农民组织---盟心会。

1926

3  国民党灌阳县党部为了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除在县党部内设立农民部外,还组建了农民协会筹备处。

67  吕先觉、周贤等率先在县城东北街一带建立了灌阳县笫一个农民协会,会员达百余人。

  下九堡(今新圩乡、水车乡、文市镇)成立农协会,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等,遭到国民党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反对和破坏,激起民愤,爆发了农民运动。

夏秋  灌阳农民协会认真贯彻国民党联席会议关于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以及广西省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施行细则》和国民党灌阳县党部农民部及其县农协筹备处备案的《二五减租减息》实施决议。

1927

5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分派在“农运”讲习所结业的25名学员到灌阳任农运指导员,指导农运工作。自农民运动开展以来,在全县组建了60多个乡、村农民协会,拥有会员3000余人,实行“二五减租”,建立农仓,开办夜校和识字班,打菩萨,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

9  文庄、蒋赤魂等5,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 前往湖南省祁阳县,对盘踞在阳明山区的唐淼、唐峨两股土匪进行教育改造,不幸被捕。于同年1022日和24日,被敌人枪杀,壮烈牺牲

1931

15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邓小平)率领下,离开全州县,于当日下午进入灌阳县境,晚上在昭文乡(今文市镇)的陈家坪、木老(王道)、勒塘村一带宿营。

6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离开昭文乡,在永安关击溃湘军唐季候部的守军,进入湘南。

1932

813  三十六源瑶民借打蘸之机,在县内云天源(今西山瑶族乡盐塘村)五龙庙集结,准备举行起义。

1933

220 灌阳、全州、兴安三县瑶民举行起义,灌阳瑶民在五龙庙誓师起义后,攻破李家桥乡公所,在罗家坪打败县民团。

1934

92  中央红军西征先遣队第6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从清水关进入灌阳,经马山、斜水(这两地时属灌阳,今属全州)、五里坪,占领巨望乡公所,当晚在桂岩、岩口村一带宿营。

93  红军第6军团主力渡过灌江,经西就、瑶上、岩头坝进入全州。留下第53团在文市灌江两岸布防,阻击尾追之敌。团长刘式楷在阻击战中牺牲。

1125  中央红军第1军团(除第1师留道县阻敌外)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经阵北、五里坪到达桂岩、岩口一带。

1126  红军第3军团由雷口关、永安关进入灌阳,主力到达水车村、宾家桥,并在宾家桥九如堂设立军团指挥部;前锋第4师向兴安的光华铺进发。军委第一纵队从永安关进入文市的玉溪、月岭一带。军委第二纵队随第3军团第6师由雷口关进入灌阳的茅铺一带。

1127  红军第1军团第15师和军团部从文市的灌江东岸西渡,经瑶上、岩头坝进入全州。第3军团第5师,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率领下,赶到新圩至排埠江一带布防。红军第8军团在湖南省永明县向三峰山守敌发起攻击,被敌所阻,未能从该处进入灌阳。

1128  桂军第15军代军长夏威率领所部第44师和第7军第24师、独立团向红军第5师前沿阵地排埠江、枫树脚一带发起攻击,“新圩阻击战”开始。当晚,红军退到杨柳井一带的公路两侧山头上。

1129  红军第1军团第1师离开文市,向全州前进。第3军团第5师在杨柳井至板桥铺一带继续同桂军激战。师参谋长胡震和第14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牺牲。下午,第5师撤出战斗,红军第3军团第6师第18团接防。

1130  红军第3军团第6师第18团伤亡严重,被迫后撤,在陈家背一带被桂军夹击,大部牺牲,小部流散。

121  红军第34师从洪水箐越过1100米高的观音山,发现桂军已突破第18团新圩阵地,遂西经板桥铺、湛水抵流溪源。

122  红军第34师翻过宝界山进入全州境内,当晚宿营箭杆箐。

123  红军第34师在全州安和区文塘乡一带陷入桂军包围圈。冲出包围后,在全州与灌阳交界的岭脚村召开紧急会议,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从灌阳突围,回湘南打游击。

124  红军第34师退至新圩附近的罗塘、板桥铺一带,又遭到桂军和民团袭击。当晚翻过观音山,到达洪水箐宿营。

125  红军第34师在洪水箐遭到桂军和灌阳民团伍铭烈、易生玉等部的突然围攻。

126凌晨  红军第34师师长陈树湘率领所部200余人,在第100团团长韩伟率领的30余人的掩护下,在先公坝渡灌江,遭桂军和民团的袭击,未果。

127  红军第34师余部由八工田渡过灌江后,分数股绕道进入湖南道县。

1943

8  在巨望乡(今文市镇)桂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灌阳党小组,曾金全任组长,有党员3人。

1944

918  日军经湖南省道县入侵文市。

920  日军进攻县城。自卫队与之进行短时间战斗,随后撤退。下午4时,日军侵占县城。

9月下旬  国民自卫队与日军在板桥铺遭遇,立田抗日自卫队前往增援,击毙日军2人,伤多人。

10月中旬  日军一分队到李桂屋村一带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抗日政工队闻讯,配合县民团自卫队进行伏击,击毙击伤日军6人。

10月下旬  日军到新圩潮水庙抢劫,立田自卫队从三面将其包围,日军仓皇逃窜。

115  县民团自卫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文市、水车抗击日军。

1945

319  日军撤离,县城光复。

45   全县收复。

61   日军撤退时,路过灌阳,占据县城。

63   日军撤离。

1946

1  中共广西省工委桂北副特派员曾金全来到灌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领导灌阳革命斗争。

613  国民党灌阳县党部书记王化锠与官僚地主蒋余荪等人勾结,把粮食运往外地出售,牟取暴利。中共全灌特支获释后,发动、组织县城及其附近的群众和灌阳初中学生数百人前往阻运无效,愤怒的群众和学生便将大米一抢而光。

1947

7月上旬  中共全灌特支书记、桂北起义领导小组成员、全灌起义负责人邓崇济在立田村主持召开骨干会议。会上传达了灵川吴家村会议精神,并对全灌起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成立全灌起义指挥部,指挥部设在立田村小学。

724  灌阳的新圩、陈家卫,秀江源、县城和全州的两河、石塘、麻市宣布起义,新圩、陈家卫、县城的起义部队则先后转移到深浦源集中。

725  集中深浦源的起义部队在邓崇济主持下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定番号为全灌人民翻身队,邓崇济为队长,卢蒙坚为政委,下辖3个分队。

727  全灌人民翻身队在大龙村熊罴坪与石塘、麻市的起义部队会合,并一起召开干部会议,即“熊罴坪会议”。将部队番号改为全灌人民自救团,选举杨庆祝为团长,邓崇济为副团长,卢蒙坚为政委。下辖 4个分队。

728  黄荣誉率领第二分队,再次攻打平板乡公所(新圩),自卫队闻风而逃;该分队将乡公所内的大批财物分发给群众。同日深夜,郑高率领秀江源起义部队到孔家村地主孔友仁家收缴了数支步枪。之后,还到王家湾、寺门前、上陆家等地收缴了易馨阶等地主的武器。

729  全灌起义部队(秀江源起义部队除外)在全州两河乡厚村大会师,并召开干部大会,将部队改编为全灌农民解放支队,下辖灌阳、石塘、巨望、东山4个中队。选举邓崇济为支队长。同时还成立了政权组织——全灌军政委员会。

81  按照厚村会议决定,邓崇济率领巨望、东山两个中队沿灌江东岸向南转战;杨庆祝、卢蒙坚率领灌阳、石塘两个中队沿灌江西岸向南转战。两路部队拟到灌阳南部会合后向桂东的富川、怀集发展,与广东西江纵队会师。

82  灌阳、石塘两个中队第二次攻克石塘乡公所。同时,巨望中队再次攻克两河乡公所。同日,灌阳、石塘两个中队在大塘击溃敌省保警大队先头部队。为避敌锋芒,保存力量,当晚撤至白露源的芹菜塘,并召开干部会议。

83  巨望、东山两个中队奔袭昭文乡公所(文市),将敌击溃,缴获步枪和手枪多支、战马一匹、电话机一部、光洋数百。

84  巨望、东山两个中队在达溪扩编为全灌农民解放支队第三大队(也称东山大队),唐元铎任大队长,廖基豪任副大队长,邓国衡任参谋长,范业勋任副官,谭佑元任军需。

85  第三大队与秀江源起义部队在巨望乡小鲁村会师。秀江源起义部队整编为秀江独立队,选举郑高为队长,郑光弼(后叛变)为副队长,戴德隆为指导员,直属全灌农民解放支队领导。同日,石塘中队在返回石塘途经陈家岭时,遭国民党省保安大队包围和袭击。

868  第三大队和秀江独立队,相继攻克巨望乡公所(桂岩)和碧营乡公所(水车)。

89  灌阳中队在盐田源的李家桥被敌县保警大队突然袭击,人员和装备均受损失。

810  第三大队和秀江独立队,在苏江遭到敌省保警大队和县保警大队伏击,英勇奋战5小时,当晚转移到东升乡的孔家村。

811  第三大队和秀江独立队越过都庞岭,向湖南省永明县前进。

1948

2  成立桂北人民翻身队先遣分队,傅一屏兼任分队长,杨庆祝任副分队长,邓崇济任指导员。

5  北上先遣分队到达全灌地区后,积极开展活动。

628  陆绍双、黄荣誉带领武工队,在立田村将国民党退役军官、特务陆成章镇压。

7  国民党撤销民团司令部,成立县民众自卫总队,下辖1个常备中队,3个独立分队和1个谍报(组)队。

81  杨庆祝、蒋念洁率武工队在东山大冲屯杀死了国民党特务李仲贤。

927  桂北人民翻身队将部分主力和先遣分队在天神岭合编为3个武工分队,即第八、第九、第十武工分队。

10  桂北人民翻身队驻灌阳县城联络站遭到敌人破坏,负责人黄树民被捕。

11  桂北人民翻身队在全州欧家纳村召开会议,阳雄飞传达了在香港学习的内容和精神。根据上级指示,撤销中共桂北游击队特支,成立中共桂北地方工作委员会,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史称“十一月会议”)。会议决定将桂北划分为5个游击区,并相应地建立5支区域性部队,在灌阳一带活动的是爱群部队和湘漓部队。

1949

2月初  高源部队队长全宝藏,利用春节走亲的名义,在崇月

乡桂平岩进行活动。

212  黄荣誉等8名游击队员在新圩竹山,遭到300多名敌兵的包围,经过苦战,除黄荣誉、贝扬、陆光超突出重围外,其他队员和联络员黄敬臣都壮烈牺牲。

425上午  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部在碧营乡记石村被国民党灌阳县民众自卫总队100多人包围。游击队住户、瑶族妇女汤小妹机智地引走敌人。翻身队队长全昭毅等人安全解围。同日,铁流部队和湘漓部队指战员50多人活动到碧营乡磨盘山时,国民党灌阳县民众自卫总队常备中队中队长蒋辅率领所部前来“围剿”。桂北人民翻身队奋勇抗击,经两小时激战,毙敌5名,伤敌4名。

525  中共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从桂林出发,26日抵达灌阳县崇月乡桂平岩。李殷丹听取了全宝藏关于开辟海洋游击区和筹建海洋部队的情况汇报。

531  李殷丹一行在全宝藏护送下离开崇月乡,经英俊、狮龙、东升、巨望等乡前往全州枧塘乡桐塘村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部。当晚,队长郑高带领两名队员赶到东升乡三联村与李殷丹一行相会。随后,在郑高、全宝藏等护送下,往全州进发,途经郑高家乡鹤龙村大屋院子时,遭到国民党灌阳县民众自卫总队两个分队的伏击,郑高身负重伤,次日壮烈献身。

5月下旬  全宝藏受命与从外地派来的骨干黄汉星、邓敬圭等,在观音阁、盐田源、下四村3个点进行秘密发动群众,建立据点,组织农民小组筹粮筹枪等工作,筹建海洋部队。

613  全宝藏在崇月乡田心村主持召开中共党员及游击队员大会,宣布海洋部队正式建立,全宝藏任队长,李裕平任指导员,下辖南区、中区和北区3个武工队。

6月中旬  桂北人民翻身队湘漓部队第二武工队夜袭碧营乡大营村,活捉并镇压了勾结敌特、残害人民的惯匪头子“丙子瓜”(时如麟)。

6月下旬  桂北人民翻身队湘漓部队第三武工队夜袭昭文乡吉头村,镇压了两名不肯改悔的国民党政府征粮员,打开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群众。

629  桂北人民翻身队爱群部队基干队一部至平板乡下立湾收缴枪支,与国民党全灌两县民众自卫队遭遇,与敌人进行了激战,基干队长梁祖德牺牲。

6月底  桂北人民翻身队海洋部队中区武工队,袭击国民党崇月乡商家街税务办事处,赶跑了税务员。

7月初  吴腾芳、阳雄飞、陈亮率领桂北人民翻身队部分工作人员从湘漓游击区到达海洋游击区,驻崇月乡阴江山区。

711  由于特务唐运书告密,在崇月乡阴江山区桂北人民翻身队被县民众自卫总队100多人包围,吴腾芳、阳雄飞、陈亮即分别率部突围。

714  拂晓,湘漓部队队长邓崇济率领基干队和第二武工队,在巨望乡公所操场突袭出早操的乡民众自卫分队,俘敌8名,伤1名。海洋部队队长全宝藏率领中区武工队和铁流部队第2分队,在崇月乡小堰塘村突袭路过的国民党崇月乡民众自卫队一个班,毙俘敌人各1名。

723  发表《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宣言》,将桂北人民翻身队改名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下辖路东、路西两个支队共12个大队。

728  全宝藏带领第二武工队队长钟书明从大椅前往桃花,向总队参谋长兼路东支队支队长、政委傅一屏汇报工作,途经商家街口时,与来灌阳接任县长的白浪涛部遭遇,撤退至灌江时,不幸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7月下旬,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三大队陆益、耀明分别率领的两个武工队先后在龙仁乡的沙子桥和水里冲镇压了国民党特务和伪装游击队干坏事的潘发沛、唐告化、邓守杰、杨都善、陆永清5人。

7  国民党军三二九师进驻灌阳,围剿游击队。

824  在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六大队的策反下,国民党昭文乡乡长、自卫队中队长范修荣率领所部60多人枪举行起义。并发表《范修荣告地方父老书》。

26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和第一大队各一部,在总队参谋长兼路东支队大队长、政委傅一屏指挥下,趁国民党狮龙乡乡长新旧交替,防范松懈之机,攻打该乡公所。

98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队部在崇月乡吴家村召开大会,总队长兼政委吴腾芳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挺进广西的大好形势,并指出,游击队全体指战员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彻底粉碎敌人“围剿”,以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

1013  路东支队第三大队政委黄荣誉率领1个分队和1个武工队共40余人,在平板乡杨柳井村至枫树脚村的公路旁,伏击由县城领枪回来的国民党昭文乡自卫队1个班,俘敌全部。

10月下旬  路东支队第三大队和第六大队占领国民党昭文乡公所(文市),并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文艺节目。

是月  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即鲁道源兵团)2.5万余人往南败退,途经灌阳。路东支队第二大队第三武工队在崇月乡定岗坳设伏,袭击其中的一小股部队,俘获敌人一炊事班10多人,缴获步枪两枝、手榴弹数枚。

1119  国民党灌阳县长白浪涛于当晚率领全县军政人员,押解着挑夫及“政治嫌疑犯”等共1000余人,慌忙弃城往崇月乡方向逃窜。

1120,路东支队第二大队黄荣誉率领该大队基干队第一分队和第六、第七武工队及第三大队上区武工队进驻县城,宣告灌阳县城解放。

1123,路东支队第二大队第二武工队,在顺溪接受原国民党昭文乡民众自卫队一部11人投诚。

11月下旬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与第三大队上区武工队,第六大队第二基干中队及第一、第二、第三武工队在灌阳县城合编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驻灌阳县大队(简称“驻灌大队”),黄荣誉任大队长,蒋念洁任副大队长,黄学文任政委。

  成立县和各乡“欢迎解放大军委员会”(后改为“支前委员会”)。

  中共灌阳县委和灌阳县人民政府由南下工作团干部和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共同组成,他们分别是:县委书记申本田,县委委员王沉山、蒋念洁、李予同、黄学文、周希量、黄荣誉;县长王沉山,副县长蒋念洁。

124  白浪涛部第一营第三连(易玉生连)凌晨偷袭商家坪。驻商家坪附近的原第二大队基干中队第二分队和第二武工队奋力将其击退。

1212  灌阳县人民政府成立。

1214  盘踞在崇月乡的白浪涛部往灵川方向逃窜。

1215  白浪涛部逃出灌阳县境,驻灌大队一部(原第二大队第三武工队)随即占领崇月乡公所。至此,灌阳全境解放。

  原第二大队第四武工队在崇月乡青塘凹接受白浪涛所属邓仁杰部(1个排,36人,37支枪)投诚。

1218  白浪涛部逃至灵川旺塘一带,所属第一营第二连连长王有为、第三连连长易生玉、谍报队队长文子康等率领所部共300余人,脱离白部,往灌阳方向退回,至崇月乡鲁塘村时,原第二大队第四武工队在该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机智勇敢地争取了该敌全部投诚。

  原第二大队第六武工队在狮龙乡下宅湾子接受白浪涛部第二营第四连连长邓材骏部30余人投诚。



文庄,字临之,生于1898年,灌阳县巨望乡东山斜水人,国立广州中山大学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桂林最早的党员之一(《桂林通史》307页);1927年,在湖南省祁阳县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解放前,东山为灌阳县巨望乡公所管辖;解放后,东山划归全州县管辖。

②蒋赤魂,生于1903421日,灌阳县水车乡德里村景德屯人。原名蒋兴兆,字国瑞,后又改名蒋霁,蒋炳夏。与文庄一起,在湖南省祁阳县牺牲。1984529,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灌政发〔1984〕第069号)。

[③]盟心会,是蒋赤魂倡导并组织起来的青年农民团体。该组织采取喝血酒盟誓的办法,将青年农民团结在一起,所有参加者其名都取“炳”字号,蒋赤魂又名蒋炳夏。

[④]蒋澄,灌阳县水车乡德里村人,192810月因父丧回家,后来从事教育工作。

[⑤]蒋元(1901—1969年),灌阳县桂岩村人,后来加入国民党;解放前曾任灌阳、全州县副县长兼民团副司令,湖北省南漳、襄阳县县长等职;解放后曾任桂林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⑥] “二五减租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减租政策,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必须实行二五减租,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25%。减租后,各类地租的租额,一般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最大不得超过45%

[] 根据《两祁农民运动史略》——祁阳、祁东县农民运动调查办公室编(1980年)“中共湘桂边区特委派文临之(文庄)、蒋赤魂、张南雄、滕东元、唐崇悫等五位同志从广西来祁,从事军运、‘匪运’工作,准备去阳明山区动员唐淼、唐峨等参加革命,要求两祁同志协助。”

 

①瑶族居住区,按水的源头来划分村落,五源,即兴源、溯源、盐源、富源、利源5个村;瑶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将五村重新划分为大同、三自、三寓等3个村。(《灌阳县志》1995年版本)

①银毫、文铜,是货币单位的俗称。

凤福山,原藉全州县蕉江乡桐木江人,桂北瑶民起义大总统,起义失败后隐居在灌阳县水车乡合成村滕家湾,曾叫人绣刺了一面有“纛”字大旗,准备东山再起。据其回忆:王彦清等人为中央苏区派遣到桐木江,宣传革命思想的(《桂林通史》328页)。1952年,凤福山当选为灌阳县第一届人代会代表。19574月任桂林地区民委副主任。19578月至10月,任广西少数民族参观团副团长赴京参观,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821010日在灌阳县红旗乡(现灌阳镇)秀凤村病故。

③“砍大树”,意思是带领穷人打劫大地主,或大户人家;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①打jiào)。道教为信徒设坛祭祷以求福消灾的一种宗教仪式。打醮,在庙里设立醮坛,一般备有猪羊、香烛、茶食等,由道公主持打醮活动。瑶族信奉道教,就有打醮活动,其中有“开天醮、“太平醮”、“宝醮”等。

[13]据灌阳旧县志记载:灌阳为汉瑶杂居之县,明清时,瑶民归顺后,在县内划为上下两路瑶族归化区,上路归化主要指现在的西山瑶族乡一带,下路归化主要指现在的水车乡江塘、东流、全州东山斜水等地,有13个村落。

[14] 引文出自《红军在灌阳》321页。

①韩伟,湖北武汉人,又名韩勋琴;韩伟和战士们跳崖后,韩伟等3人幸未遇难,于是决定西行,去寻找红军主力。到达兴安县,后通过混入国民党的军队,去找红军。后来辗转到自己的家乡武汉,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强不屈,保持革命正气。1937年,国共合作时,才被释放,回到延安。后来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2年在北京逝世。其家人按照他的嘱咐,把他的骨灰安放在福建省,他与牺牲的闽西子弟长眠在一起。

②陈树湘带领200多人突围后,1211,在湘南抢渡牯子江时,遭江华县保安团伏击,陈师长腹部重伤;行至驷马桥时,又遭受江华、宁远、道县三县保安团的包围,陈树湘等人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道县县城向上司邀功请赏,到达石马乡时,他趁敌不备,从伤口处将肠子拉出绞断,壮烈牺牲,时年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红34师余部在参谋长王光道的率领下,转战于湘南的道县、江永一带,队伍曾一度有所发展,但在敌保安团唐季候、欧冠等部的反复围剿下,1936年,终因弹尽粮绝,全部损失。

①红军走后,抗日战争时期,立田村村民用红军所送枪支组建立田抗日自卫队;解放战争时期,该村成为桂北游击队的重要根据地,那些枪支,又为灌阳的解放,发挥了作用。

  ①陆献兑,原名钟光邦,江西省于都县人,新圩乡大龙村擂鼓岭落户后,到195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黄和林在去世前,将装有红旗的小木箱交给了儿子黄荣清和孙子黄光文要他们一定好好保存。1944年,日军入侵灌阳,为躲避日军,黄荣清一家,仍然带上装着红旗的小木箱在身边。解放后,黄荣清一直等着那位红军战士回来取红旗。1974年,已经79岁的黄荣清卧床不起,知道自己不行了,于是叫家人,把红旗交给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由其代为寻找那位红军战士。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等到那位红军战士。后来,该红旗被上送到自治区,保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祖孙三代保红旗”一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②曾广贵回去后,又参加革命。解放后,曾广贵一直打听王桂清的下落,直到1971年,才联系上王桂清。以后,每到春节前夕,曾广贵都要寄钱给“恩公”王桂清,给他拜年,一直到王桂清去世。

[21]蒋,指蒋介石。

①光洋,是指银元,也称大洋,其单位一般称块,即一块光洋。

②孙伯威,又名孙昌,1919年出生,灌阳镇大仁村人。他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先后在新四军第4支队,挺进纵队第4团、第2团、第1团,苏中军区特务第5团任职。参加江苏郭村战斗、曹甸战役、三垛河伏击战、泰兴攻坚战和黄桥决战、车桥战役、解放盐城等战斗。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华中野战军第61852[23]团、53团,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853团,第三野战军2472215团中任副团长、团长等职,参加苏中七战七捷、涟水、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长)江战役和解放山东长山岛作战,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先后任人民解放军第2472师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副师长,参加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回国后,19552月,入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任第2470师副师长、师长,19649月,任广州军区边防师师长,19662---19835月,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③易夫刚,1919年出生,灌阳镇上王村人。是灌阳县易馨阶之子;1940年江南新四军北撤时,他与孙伯威到苏北的泰州、泰兴、如皋和靖江地区工作,1941年春,易夫刚在江苏省靖泰地区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时牺牲,时任新四军直属政治处干事。

①易祖福,灌阳镇上王村人,是易馨阶之女,易祖褆(易夫刚)之妹;在延安学习之后,1939年夏,她响应党的号召,写下决心书,愿意深入敌后工作。随部队到达陕北米脂时,由于身患重病不能继续前进,后来被安排到中财部财政处任会计。1941年易祖福到绥德分行任会计。后与李更新结婚,生有二子,1943年,易祖福回到延安,在任上病逝,葬于原延安总医院后面的山坡上。长子李小波,由奶妈养大;次子刘三明,由刘建章养大。

 

[26] 毛文彦,1922年出生,富川县古城下城头村人,19408月加入共产党,19477月,在组织古城起义时被捕,同月30日,在钟山县被敌人杀害。

文良儒,1924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出生,灌阳县第四区(今文市镇)瑶上村芝麻湾屯人。原名文新喜,在全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桂师,并在桂师加入党组织,牺牲时,年仅20岁。

①何彦常,中共党员,中共灌阳特支的交通员。1944920日,他从抗日政工队外出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抓住,后被杀害。

①摘自广西师范大学本部图书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①《灌阳县政府代电》(财粮二字第279号),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

②《广西日报》第三版,1946911

③ 陈恩元,《灵全灌三县事变纪略》,194710

曾金全(泉),又名曾哲民、夏士民,桂林市阳朔县人,1925年元月14日出生;1942年夏,经毛文彦、陈赐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全灌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48917,他与16名游击队员在广东省广宁县上田壅区上林禾仓的竹亨尾山被敌人包围,不幸牺牲。

①黄树民在监狱里,敌人用甜言蜜语和严刑拷打等办法,都没有使黄树民动摇,他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和出卖同志。19498月,敌人将黄树民押赴刑场,他临危不惧,视死不屈,他高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23岁。

②戴世荣在桂林找到了党组织,19492月,由桂林市地下党组织安排到育德小学去教书,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加入桂林市党组织。

    ③《灌阳解放战争》中《全灌一个半月武装斗争工作总结》(第6872页)。

①陈韬,是全昭毅的代号。

①原文为《目前党工作的意见》,署名为“吕梁山”。当时的第三大队代号为“吕梁山”。该文根据汪记雨当时的笔记本抄录。见《灌阳解放战争》。

.周琼,解放之后,他被选为政协委员。

①解放后,侯祖儒、蔡世侯俩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①王介民,中共党员,他与范修荣是表兄弟,唐其章湘漓部队第二武队战士,是范修荣的外甥女婿。

①此处的“元”,是指银元,也是指大洋、光洋,三十元,就是三十块银元(大洋)。

①全宝藏,灵川县灵田乡陡田村人,代号林军、刘向民,是1947年灵田武装起义中13名战士之一。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副政委阳雄飞得知全宝藏牺牲的消息,异常悲痛,当夜赋诗一首《哭林军》:“痛心疾首哭林军,战斗两年似铁人;灵田一举威名震,凤凰岭头贼胆惊。苏家之役挫敌气,踏破莽雪湘桂边。会师东山人民笑,大海汪洋闻君声。”81,在崇月乡田心村为全宝藏举行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宣布由大队政治干事黄汉星代理第二大队大队长职务。

 

①《十月指示》,原署名为“长白山”。 “长白山”是当时桂北人民解放总队队部的代号。该文根据吴腾芳当时的笔记本抄录。(见《灌阳解放战争》一书)

①原标题为《人民欢迎解放军委员会组织章程》。该文据第二大队的翻印件抄录

①关帝庙,因里面供俸的是关羽和岳飞,所以又名关岳庙。故有关岳二神之说。

②另一说:国民党县政府军政人员于18日深夜离开,19日,武工队进驻县城,认为灌阳县城解放为19日。根据195476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诚在灌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灌阳县是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解放的,到今天已经是解放四年七个月又十三天,”在当时已经将灌阳县解放的时间明确为“二十日”。

①白浪涛,桂林市人,军校毕业,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为人凶恶而且多疑。1215日,带着灌阳的地方反动势力离开灌阳,在桂林的草坪渡过漓江,到达临桂六塘时,被解放军包围,白浪涛与其所部被打散;白浪涛逃至荔浦县,195121日,被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某部一营二连击毙(《打死匪副司令白浪涛》一文,原载《桂北日报》,1951218日第1版)。

①本页的有关数据,出自《灌阳解放战争》第58423等页。